古代作为“孔孟之乡”的山东,为何还频出绿林好汉响马贼?

如题所述

说到“响马”一词,大家会想到什么?通常是强盗吧,但是既然有专门的称呼,那自然也有独特的一面,“响马”是有马的,而且在劫掠之前,先会放响箭为号,所以称为“响马”。

其实“响马”并不只是强盗的另一种称呼而已,其实特指山东地区明清一直到建国前的一种专门的盗贼团体,这些绿林好汉组成马队,经常在道路上劫掠过往客商,然后四处逃窜,在山东地方戏曲“梆子”中竟然还有专门的曲牌名——

“响马”!

那山东哪里来的这么多马贼呢?

首先这个土匪盗贼问题并不是山东独有的,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盗贼如牛毛,即使是在盛世,官府最多也只能压制这些势力,而无力彻底根除,毕竟古代政府的统治能力实在是有限,在有些自然环境恶劣,经常受到水旱灾害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出现“家族式土匪”,甚至全村为土匪的情况,有的时候这种团伙历史竟然达到数百年,翻一翻有些地方(尤其是山区,黄泛区,或者边塞)的地方志,这种事情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还要到建国之后,在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强势打击下,全国各路匪患才被荡平,社会才有了安定的环境。

而山东,在中国古代是土匪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统计,1918年,山东约30个州县曾拥有土匪三万多名!为啥“孔孟之乡”的山东会出现这么多绿林好汉?这是因为山东地区是产粮大省,而且民风彪悍重义,而且山东虽然有很多平原,但境内也多泰山山脉、胶东丘陵,所以藏起来也容易。加之古代山东频繁遭受水灾(主要是黄河造成的),经常搞得民不聊生,出现大量流民,所以出现一些绿林团伙也很正常。

最有名的山东绿林好汉团体应该算是《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吧

不过,土匪多,好理解,湘西啊,东北啊很多地方都出土匪,但山东土匪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马多,这就奇怪了。

很奇怪吗?当然,你是不知道古代的马有多贵!古代有一匹普通的马那就相当于现在有一辆小轿车,而优等的战马呢?那更贵,明朝训练有素的战马一匹马八十两银子,一百两银子都很正常。

所以说有马的土匪——“响马贼”,还真不是那种穷得没办法而恶向胆边生的一般农民,他们既然有马,那自然也有原因,那么这些山东响马的马是哪里来的?

这其实根子在于明朝恶劣的马政。

马是好东西啊,对于国防,信息传递等都有极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关于马匹的政策称为“马政”,而明朝的政策是这样的,大量推行“民牧”,就是让老百姓和官府一起养马,明朝初期在鲁、晋、豫、南北直隶等地设立大量马户,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榜示,

“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官方让老百姓帮着一起养马的原因是啥?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民役”,因为养马成本太高,所以官方让民间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加之由于明朝要对抗蒙古,所以养马压力更大,很显然,老百姓不可能原因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鬼事情,而且由于官府逼迫很严重——订有应纳马驹数,若不够,养马户须赔偿,搞得一堆“马户”倾家荡产。

那怎么办?自然是反他娘的!而且这些人还有马,虽然一般不是什么好马,和蒙古人无法比,但在机动力比一般县级政府的衙役或是基层驻军要强太多了,于是一些胆大的破产马户就成了“响马”,而山东和北直隶地区由于马政最苛,所以“响马”问题最严重。

明朝正德五年(1510),北直隶霸州(今河北霸县)文安县人刘六、刘七、杨虎等人起义,一呼百应,聚流民、响马、屯军数千人,屡败官军,被政府呼作

“响马盗”

明朝的苛刻马政直接影响后世,所以一直以来山东的马匹数量都很多,这些马匹相当一部分都流入盗贼团伙的手中,到1930年,山东境内的土匪人数竟超过20万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马贼”。

这些“山东响马”相当彪悍,犯案前常以“官兵奈我何!”进行挑衅,表明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

一直到民国时期,“响马”团体都还在山东广泛存在,山东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响马”起事便是著名的1923年5月的临城劫车案,由于关系到很多外国人被劫为人质,所以这个事情搞得是中外震惊。“山东响马”也因此名震中外。

到了现代,自然没什么大规模的土匪盗贼团伙了,但“响马”甚至已经成了一种地方文化,虽说山间道路上已不再有结伙骑马拦路之悍匪,然[山东响马]之名号,习气与记忆依然在山区和半岛沿海民众间流传,很多黑社会也有很多以旧式响马自许,可谓奇特的地方现象。

当然,这只是“响马”的本意,由于“响马”名气太大,所以“响马”后来成了北地很多土匪和盗贼团体的泛称,有些没有马匹的土匪有时候也会被称为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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