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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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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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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