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人类源于自然，其本身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既属于自然，又超脱于自然。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高速进化导致了人类特有的双重进化，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与生物进化相比，人类的文明进化是超高速的。近1万年以来，人类在物种水平上的进化几乎不易观察，而在文明进化的作用下，人类已取得了非凡成果，逐渐成为地球上最具优势的种群，特别是在改变自然的功能与结构方面。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不断提高的过程，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所以，A· 汤因比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文明和环境之间的挑战与应战构成的〔1〕。P·埃克希则写道：“人与自然是历史的基础。”〔2〕
今天的人类不仅对自然中各生物有机体之间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更大范围的地质循环和组分结构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就现代人类的能力而言，虽然不可能影响较大时空尺度的自然过程，不能毁灭地球，但足以破坏地球上的各种生态系统，也完全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与稳定。
如果人类毁坏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基础，就等于毁灭自身。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人与自然系统的持续发展，有赖于系统中各组分的健全与合理。对于人与自然系统的繁荣与稳定而言，系统中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是重要的。只有实现协同进化，才能达到发展的可持续。由于人类在自然中的特殊地位，人与自然的和谐乃至协同进化，其主导方面在于人。人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认识自然的规律，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及可能给自然带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自觉地调整自身与自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顺应自然规律的行为，使之和谐、共生共荣。这就要求现代科学不仅要研究自然，而且要研究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传统的学科划分中，自然科学的研究目的多是根据人类的需要来认识自然，为改造自然提供依据，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每当我们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而出现错误时，人们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够深刻，却很少检查人类自身的需要是否超出了自然承受能力和恢复能力，当然这并不是想否认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科学，则旨在研究如何改造社会，却常常忽视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是否超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所规定的约束条件。人与自然关系，是一个具有广泛研究内涵，而又随发展不断演变的命题。以往的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的研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目的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一方面，但在迅速变化的全球背景下，并不能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复杂而又尖锐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要完成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新课题，需要从新的高度认识，需要一种综合性研究，利用跨学科的优势去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在不同时空范围下的各种表现形式，探索如何运用人类的智慧和能动性，使自然界摆脱缓慢的自发进化过程，较快进入动态平衡状态的同时，注意进行人类行为的调控研究，使人类能够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不断弥补失误造成的损害，使之适应协同进化的进程。
当今世界，人类走过了崇拜自然的采集狩猎时代，走过了自然优势的农业时代，已经或正在走过掠夺自然的工业时代。此时此刻，人与自然关系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幸运的是，人类已经开始觉醒，认识到只有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才能走向共同的繁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经过历史的洗礼，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进入走向和谐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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