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11-05
张良,字子房,汉初三杰之一。传为汉初城父(《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人。原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秦末农民战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都为刘邦所采纳。汉朝建立,封留侯。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问亲”的遗训。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年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直至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病逝于长安。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但他也有值得非议、至少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前期反秦的动机及其暗杀秦王不正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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