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经过了数千年没有异词。近年,出于发展旅游经济之需,对于蕴含着巨大旅游商机的舜帝,人皆垂青。于是,山西运城的盐湖区根据有一舜帝庙的情况,提出了“打舜帝牌,唱调产戏,走致富路”的发展思路,在山西运城的鸣条岗大兴土木,也建了一个“舜帝陵”,整个陵庙分舜帝大道、舜帝公园、舜帝广场、舜帝陵庙四部分。山西运城两作者在所著《圣帝虞舜》一书中说:“笔者认真阅读各种史料典籍,认为司马迁《史记》所言“舜葬于江南九嶷”有误。作者在断章取义地沿引、为我所用地断句、歧义解读了《尚书》、《孔子家语》、《孟子》、《山海经》之后,说:“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市)置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汉武帝做皇帝29年时设置的,又是郡治,其时名声正盛。司马迁未见《竹书纪年》,故不致“鸣条有苍梧之山”,便认定舜卒葬的苍梧之野为西汉所置苍梧郡,因为多数著作所言舜葬苍梧之野。而舜晚年居冀州(今山西省运城市),距广西梧州五千里左右,如何能卒于苍梧,便以南巡作为理由。”作者又在“南巡之误”一文中指责司马迁说:“先秦各种史籍均无舜晚年南巡狩之举,且南巡到不了湖南。司马迁以南巡狩让舜去广西苍梧,可以说是绝大的漏洞,也许舍此再无别的理由,只好如此落笔。”其一,司马迁是北人,“二十而南游江、淮,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作了大量考查研究,且父子二人均为汉时太史令,学识渊博,又拥有皇家史馆大量资料。倘若舜帝陵真在山西运城,作为出生于陕西韩城(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只隔了一条黄河,近在咫尺)且又在西安为官的北人司马迁,岂会不知道离之咫尺处有舜帝陵?司马迁这样孤陋寡闻,连眼鼻子底下有个闻名遐迩的舜帝之陵都不知,这种人还写得出不朽著作《史记》吗?还有一个柳宗元,生于舜帝帝都蒲坂,亦即山西永济人。其《柳宗元集》涉舜篇目达37篇,有《湘源二妃庙碑》、《舜庙祈晴文》,无半句说舜陵在自己家乡而说在九嶷山。其二,《今本竹书纪年·帝陵有虞氏》对舜践帝位后在位的五十年只记载了十六年,对舜让禹作摄政帝后也只记载了六年,且涉及舜帝只有三年,可知,这是一部非常不完整的编年体书。众所周知,《古本竹书纪年》原为13卷,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亡佚,南宋的时候就只剩了残本三卷。到明代嘉庆年间,有人搜集残存佚文,参照杂史、野史杜撰出《今本竹书纪年》,此为伪本,因而非常不严谨。不严谨之原因是手里史料不足,于是就只有意断推测编造,其史学价值根本无法与《史记》同日而语。更何况从古至今,没有过一本“正史”“正经”说过山西境内的中条山就是苍梧山。其四,说舜毕生没离开过“冀”,这是对舜毕生“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不同于其他帝王的秉性太不了解。关于舜帝老来南巡,很多史籍均有记载。且不说舜帝南巡有了却夙愿、凭吊王灵、回避与禹的矛盾、教化三苗等多重原因,即便只有不服王化的三苗人作乱这一条,也够舜帝“修教”“行德”“执干戚舞”好一阵子了。倘若舜帝对南方三苗作乱不闻不顾,自顾躲在“离宫”安享天年,试问这样的舜帝还能得到南方民众数千年如一的尊崇和爱戴吗?其五,古语中之“陟”字绝不是只有指帝王之死一义,要不然,对《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如何理解?倘使舜帝在践帝位三十二年就死了,又哪来的“五十年帝陟”?难道舜帝死了两次?且抛开《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之真伪不说,“五十年帝陟”之“陟”,是指帝王之死不假,但是,“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之“陟”,很显然就是指舜帝南巡。《尚书·尧典》中“……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是因南巡而死之义。山西运城为了把舜帝庙说成舜帝陵,在《舜帝考略》木牌上书:“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离娄下》“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竹书纪年》“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竹书纪年》对三条沿引,第一条丢掉了“东夷之人也。”设或是因为东夷古代泛指山东、河南北部、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等地,有碍山西运城既争葬地,又争出生地的缘故。而第三条中“今海州”三字纯属后人所加,绝非古本《竹书》所有。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正》中指出:“‘今海州’系作伪者所本,疏正曰:‘案《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由此知,海州古属东海郡,而山西的解州古属河东郡,海州与解州风马牛不相及。山西运城仅以孟子“舜生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中说舜卒于鸣条,就忽视孟子并没有明指鸣条在哪里和全国有多处鸣条的实际,硬是牵缠附会地把舜帝说成葬在运城叫鸣条岗的地方,这是很不严肃的。就如同舜出生于诸冯,而叫诸冯的全国有多处,仅山西就有三处。总不能说舜帝既出生于山西永济诸冯,又出生于山西洪洞诸冯,又出生于山西垣曲诸冯。殊不知诸冯全国虽多,但必须同时符合多个条件。首先它必须叫诸冯,而且必须是四千二百年前就叫诸冯;其次该诸冯必须属于东夷;其三在该诸冯附近还必须与史载中所涉及的地理、气象、风俗等等相符合。同理,要把鸣条与舜帝陵联系在一起,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更多。所谓山西运城舜帝陵,除了《安邑县志》说“鸣条岗,在县北三十里……舜陵在焉,孟子所谓‘卒于鸣条’是也”之外,就是明代朱国祯胡乱杜撰非经非史的《涌幢小品》之胡扯!山西运城的舜帝陵既无可靠史载,又无一块御祭碑,更无文物考古成果证实,只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舜庙、后人伪作的墓、明万历年辛亥孟春东郡邢其任书的“有虞帝舜陵”和地方修庙的一次记载。而九嶷山舜帝陵则无论是民间传说,或是史实记载,或是考古成果,都系统而详尽,且一一吻合。因此,如果《竹书》真是一部可靠史籍,那他所指的苍梧山,就一定是指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地的苍梧山,也就是九嶷山;所指之鸣条,也一定是指九嶷山之鸣条。舜帝“孝感天地”、“德播人间”,备受中华民族敬仰,因此,舜庙多如牛毛。但是,舜帝陵惟有一处———这就是地处南国苍梧山的“九嶷山舜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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