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自杀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家自杀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作家所属国家的文化心理、社会条件、政治经济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拿我国古今作家的自杀来说。据现有资料，中国作家自杀的人数是很少的。从我国第一个自杀的作家屈原算起，到新中国成立，我国自杀的作家不超过三十个，平均一百年才有一个作家自杀。这不能不说和儒家的文化心理有关。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中国作家又不惜以死抗争。屈原眼见楚国被昏君和奸佞之臣统治，救国无望，又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和污，于是自沉汨罗。刘安不满汉武帝独断专行，又不愿受辱，愤而自杀。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有若干作家自杀，全是出于民族大义。他们或绝食而死（谢枋得），或投水而死（陈子龙），或自缢而死（倪元璐），保持了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
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因此，“五四”以后我国自杀的作家也大不相同。王以仁自杀是因为失恋；朱湘自杀是因为经济困窘，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王国维自杀，除了其他原因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以及“壮美”的美学观，是促使他走向自杀道路的一些重要原因。
“文革”时期，老舍、闻捷等一批作家自杀，一方面是对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了作用。
西方作家自杀多半在十八世纪以后。那时，资本主义已确立了它在西方的统治，资产阶级的自由观价值观在作家中也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作家们把追求个人的自由、尊严作为生活的鹄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又像桎梏一样紧紧束缚了社会上的单个人，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是不自由的，生活也是不自由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年纪轻轻就已在内心世界漂浮过轻生的乌云。自杀的念头也纠缠着海明威不放。杰克·伦敦、哈克·克莱恩……美国自杀的作家特别多。
暴发户的美国和严肃思考的作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作家命运并不更好些。英国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自杀前精神已经崩溃；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西班牙作家马利亚诺·拉腊的住宅里响起了沉闷的枪声；德国剧作家克莱斯特和陪伴着他的亨里特·福格同归于尽；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则和他的妻子一起自杀……
日本，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东方文明的传统，但日本自杀作家之多却是惊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获奖后的第三年自杀，震动了世界文坛。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一百年来自杀的作家很多：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太宰治、田中光英、三岛由纪夫等。这一方面根源于资本主义与有创造精神的作家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和日本在生死问题上特有的文化心理有关。日本人认为，死是生之延续，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修身律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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