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说，
沈从文先生一向不自夸，只跟他提到《边城》时，会笑眯眯来一句：
“我很会写结尾”。
众所周知，就是那个半开放结尾。
“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好在哪儿呢？好在半开放，让翠翠痴痴凝望？好在这个悬念？
不止于此。
其实到结尾，二老应该可以回来了：毕竟误会解开了，二老的父亲也已经预备让翠翠做媳妇了，还派了人来照顾。为什么二老还不回来呢？还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呢？
因为二老自己的气性。
一般的悲剧，都是坏人作梗才发生。像
《奥赛罗》里有伊阿古这个坏蛋，
《麦克白》里有麦克白夫人。
但但世上有些悲剧，并不是人为的过错。比如
索福克勒斯那些命运悲剧，包括
《俄狄浦斯王》：每个人只是尽力想做好事，结果被命运驱使，悲剧了。
《边城》里发生的一切冲突，并不是有哪个角色是坏人。恰好因为所有角色都善良纯真，才出了矛盾。
《边城》的善良纯真，好在不脱野气。性格纯真的人，往往带点鲁莽与执拗。《边城》里的人就是善良纯真到耿直骄傲的地步——于是情节全出来了。
翠翠是纯真善良的，但也有点野。初次见二老时，以为二老要调戏她，就骂他“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爷爷是纯真善良的，但也有点野。他一辈子都在想为翠翠谋幸福，有点狡猾，有点妩媚，且一旦觉得被人看不起了，就会沟通有问题。
大老是纯真善良的，但性子有些执拗。觉得自己输给二老了，就赌气离开了。
二老是纯真善良的，甚至肯替大哥唱歌求爱，以得个光明磊落；但他一旦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大哥，就走了，不肯回来了。
二位青年的父亲顺顺是纯真善良的，但性格也有些拗。因为儿子死了，难免口气重了，才让爷爷觉得郁闷。
支撑《边城》里所有人性格的，是一口纯真之下的骄傲，一点气性。
这点气性，让两个男生要用唱歌（实际上就二老一个人在唱）的方式追女孩子。
这点气性，让大老死了，让二老离开了。
这点气性，让爷爷觉得难过，终于病死了。
没有人是坏人。只是一口气罢了。
这才是生活的真实。
沈从文先生的确把《边城》写成了世外桃源，但没写成谦恭礼让的君子国。
淳朴的渔夫也会念叨并炫耀交好的妓女。淳朴的爷爷也会贪一口
烧酒。淳朴的翠翠也会骂人。大家都多少有那么一口气，那么一点儿，人味。
这种劲头和气性，才是小说的根本。
这也是结局真正巧妙的地方。到结尾，顺顺已经接受了翠翠这个准媳妇，翠翠也已经明白了一切。只等二老回来。
阻碍二老回来的，是一口气。
一旦哪天，二老对翠翠的爱，终于胜过了对哥哥的歉疚，他就回来了。
所以他不回来的结局很忧伤，但他依然是耿直的好青年；回来了，就是个团圆结尾。
是这种气性让爱情发生的，是这种气性让大老死去二老远去的。
现在再品品这句：
“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是不是，滋味稍微不同些？
多说一句。
沈从文先生自己写《边城》时，也是多少负气的。
他自己出身不算高贵，还当过兵。
他刚写作时，夸他的人多，贬他的理论家也不少。
所以《边城》开头，他要写那么个长长的自序，抒发胸襟，顺便吐槽各色评论家。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
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能感受到他写这篇序时的气性吧？
这就是沈从文先生了。
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后来不写小说，专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了。
1978年吧，沈从文先生去
爱荷华大学做中国古代服饰的演讲。
最后说了句：我不懂政局，只懂一点；好在只懂这么一点，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这里。
那时他年近八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