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话题。按照一般理解，“国学”乃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以此观之，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学”，故而将“国学”用以专指中国学术，并不客观、准确，很难为国际学界所公认。但是，在清末民初，“国学”确实被国内学界人士所应用、热议、争论。所以，怎样结合实际，将“国学”概念加以科学地厘定，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
1、“国学”一词何时有“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1]2、“国学”应运而生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并不无贬义地称中国文化为“支那学”。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1]3、原有释义及其缺陷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1）“国学”即“中学”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但因有“西学”一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周全，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学”，而“西学”则仅仅是“外学”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印度学等等所有“外学”。另外，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误解。（ 2）“国学”即“国粹”这一释义，是针对“中学”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的。但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外延或内涵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学”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一篮子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3）“国学”即“国故”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他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张岱年先生在其所编纂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应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通观上述原有关于“国学”的释义，至少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尤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海内外勃然兴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国学”来泛称“国学”。其次，“国学”的原有释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从外延上来界定、释义“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见仁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某个学说，很少再有这样释义，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释义。所以，必须改变从外延上对“国学”释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加释义。国学，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先进文化，不仅仅是时尚文化；也不仅仅是自然国学，不仅仅是生命国学，不仅仅是家庭国学，不仅仅是公益国学；国学更是一种起源于原始太初而传承于历史现实的活着的正在继续的中正文明、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是数千万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高度总结，是中华母亲的乳汁，是中华儿女的血脉、精神和灵魂，是中国人信仰的天空和大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今天，老百姓国学仁为己任任重道远。这位同学，你可以在百度百科中查找相关资料，也可以买一些关于国学的书，比如跟大师学国学，国学入门，国学常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