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设计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设计文化的观念层面上，它能直接反映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文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设计风格特征。设计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在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该民族的设计会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因为设计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时期的设计文化的叠合及承接，是以该时代的现实的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设计作为一项创造活动，联系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和人群，于是不可避免带有这两个特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将设计置于一个内向的纬度来看待其民族性与时代性，则意味着设计活动必须面对的身份认同问题及其与设计主题的关系。将设计置于一个外向的纬度来看待其民族性与时代性，则意味着设计活动必须面对它的商业、社会、文化价值。所以我们不妨就从这两个角度粗浅地来谈一谈设计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内向纬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性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大而空的，甚至离开了一定的
参照物就如同不存在了一样。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外国来作为参照，哪里有中国这个概念，如果没有西方文明作为参照，东方文明也就弥散了。民族性就是建立在一个互相对照、区分、交流的基础上的一个国家、民族和人群所拥有的一些特性。同样，时代性即是以时间为参照来独立出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特性。从一个内向的角度来说，民族性和时代性对于设计来说，是与生俱来、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必然生活于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之中，民族性和时代性就是他无法回避的命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设计的终极使命是要表现一定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恰恰相反，一旦将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对象分离出设计师这个主体，就离开了与生俱来的“天然”状态。举个例子来说，我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这一点从我的相貌，我使用的语言，我的生活习惯，我的
价值观念，等等细节中无一不渗透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需要在我的脑门上另写上“中国”，或是“
后现代”来标榜我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在设计活动中，将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来表现的，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可笑的下场，那些零零碎碎的符号，就是写在脑门上的大字，唯恐他人看不见，故而用足了力气来描画一番。除了设计师主动将民族性和时代性孤立开来作为主题来表现外，更多的时候，设计师本身被动地生活于一个民族和时代环境之中。民族和时代的群体特性不仅是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影响设计师这样一个个体，有时强大的民族和时代潮流甚至是一种强权，让设计师作为一个个体无法反抗。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作为设计师的个人性的创造还包含有反民族性和反时代性的特征。总的来说，设计作为内向的创造活动，确实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在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之中，需要一些反思，需要返本溯源。外向纬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设计终究不是纯粹内向的精神创造活动，设计更多的立足点是与外部的互动过程，即设计需要考虑其商业、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这其中尤其以商业价值为要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符号常常为市场提供卖点，设计师不过是最大程度上实现这些卖点，实现设计的商业价值。比如现在流行复古风，那设计中就多用些古典元素，若流行
国际主义，那么不妨摆出一个国际公民的派头。设计师常常抱怨“身不由己”，即便自己认为恶俗的设计，只是因为有客户喜欢，也就由不得自己的喜好品味了。从设计的商业价值来说，一度流行的“中式”设计，未必出于设计师本身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简单地出于市场的需求。中国的
中产阶层正在日益壮大，有大量的消费者需要这样的身份认同，恢复一种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无可厚非。又有一度流行
北欧风格，尤其受到小资品味的消费者追捧，于是“IKEA”，“北欧风情”这些家具品牌引领了白领阶层的消费和审美取向。作为设计师，不能舍这些潮流动向于不顾，总是在这些商业消费的潮流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可见，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平的提高，不仅仅依赖于设计师这个群体的努力，更有赖于这个国家整体审美素养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本身就是在内外两个方向的张力中获得一定的平衡，民族性和时代性之于设计师，既是他自己天然的特性，也可能成为他刻意表现的对象，或是他追赶市场潮流的标竿。无论如何，设计师既要维护他自身创造的尊严，又要维护设计的商业价值，这其中有坚持，有妥协，总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然我们乐于看到的将来，不是设计师卑微地屈从于强大的市场潮流，也不是设计师为了获得民族认同感而蒙蔽了对美的追求，而是设计师和整个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真正地充满尊严地从事美化生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