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10-12
一、鄙薄的出身和自小英雄气概的外溢
曹操出身低微,其祖曹腾为东汉恒帝宫中宦官,其父曹嵩是腾之养子,原出夏侯氏家( 司马彪《续汉书》、 范晔《后汉书》)。
在魏晋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出身乃是关系人的一生命运的大事。门阀世族掌握社会机器的运转,妒贤嫉能,任人唯亲,所谓“上品无寒士,下品无世族”。
假使出身在一个白衣部族或中下阶层,即使以后功名成就,功高盖世,也洗涤不了家族所遗传的血统,被当时的社会所鄙视。
在《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方正门”第二篇中,宗承对曹操的态度,是当世人们对血缘出身的一个侧面折射。在《世说》中引《楚国先贤传》曰:“宗承字世林。”“父贤,有美誉。”亦见其也非出自门阀显贵,只是一闲雅名士之后只是“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而不就”,在当时颇有盛名。曹操少年时前去拜会,“屡拜其门,不能得言”。甚至操做出无赖之势,“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而“承拒而不纳。”其原因不过是操出身低微下贱,于是宗承便“而甚薄其为人”。试想假如曹操是出自名门显贵世家,拥有所谓良好的门阀上品的高贵血统,宗承还敢不接纳吗?这还不算,及至操作司空“总朝政时”,问宗“可以交末”,宗承犹曰“松柏之志犹存”。可见当时的家庭出身对一个人事业及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关键。
曹操的英雄奋斗史,可以说全是一个由个人奋斗出来的结果,他没有刘备“汉室后裔那样的帝王血统”,亦没有“父兄三代基业”孙权那样深厚实力,亦没有袁氏兄弟那样祖传殷实的家业。所有的只是一腔建功立业的热血和高人一等的智谋。在当时汉末群雄并起并讲求出身门第的等级社会里,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亦然出类拔萃的成为一代霸主枭雄。
在屡被骂为“阉人之后”的唾液中,摈弃家庭门第观念,奋而力争终达三足鼎立中举足轻重的一鼎,从而可知,曹操的成功历程,所遭受的挫折和困难要比同时代称霸的孙权、刘备、袁氏兄弟等多人要大得多。
下面再来浅谈一下少年时便才溢出众的曹操。
在摒弃了门第观念之后,曹操在少年时便出落的出类拔萃,智勇双全,才艺外溢,且有史记载。如《世说》“假谲”门首篇中,写曹操少时与袁绍“好为游侠”。及至“观人新婚”,而“抽刃却新妇”。在新妇家人追逐之下,迷失道路堕入荆棘之中,袁绍又不能动弹时,操大喊“偷儿在此”,而使袁绍“慌迫自掷出,遂以自免”。或许本篇中作者是对曹操少年言行上诡计多端的贬斥,但其在危险窘境中的所表现出来的智谋却不能不为我们所赞叹。
最早对曹操能力的发现者,应该是汉末儒学大家兼人物评品大师的乔玄。在《世说》“识鉴”门首篇中,曹少时见乔玄,乔对其的评价是“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梳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据《续汉书》评乔玄是:“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少治《礼》及《严氏春秋》,累迁尚书令。玄严明有才略,长于知人。”乔玄是当时一代儒家大师,又是知名评论家,能给操如此恰当的评价,一则显示出玄的高超的学问和相人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操在少年时便崭露头角、锋芒渐露。操少时便英雄之气外溢,才使乔玄在其事迹及骨相学上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曹操自小受“党人”的教育模式,向宦官、阉党开刀,向大权灼手可惹的“十常侍”之首的张让挑衅,小时即以“击蛟”而盛名乡里。并且操与乔玄身世极为相似,几乎可以称为一个由时代造就的两个完全可以替换的人物,其自身成长经过和发展历程也与乔玄极为相似。比如乔玄少时治《礼》学,《严氏春秋》;曹操幼时明古学,18岁居孝廉。玄是良史,以刚猛著称于世;操打击巫祠,抨击宦官、阉党。乔玄对对隐士进行批评,提倡入世为官;操亦反对隐逸倡导入世。玄镇压叛乱,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而成名;操以镇压黄巾军起义而起家,受封洛阳北部尉。玄为人独立,不惧时风,且“长于知人”;操亦是屡屡举荐人才,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玄性刚烈,无大体,然谦俭下士;操亦如此,甚至赤脚而迎接谋士邴原。
再者,“操虽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姿”。(《世说》引《魏氏春秋》)
从自身经历,并从盛传当时的骨相学出发,乔玄对操有一个正确的评介“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梳而理之,非君乎”的正确评价。
乔玄又恐自己威望不足于把操推扬出名,建议曹操找当时的评议之士许邵、许靖二处士,二处士给操“治世之能臣,乱石之奸雄”的誉号。
二、英雄霸气之逐渐充囊过程
随着战争经历的磨练和人际关系协调的需要,曹操在战略上、策略上、用人上以及为人处事上逐渐走向成熟,也完成了从一个武士到一个英雄的脱胎转变,成为影响一个时代之枭雄。所以,当曹操雄视天下之时说:“假使天下无有孤,当不时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时,是具有着深刻内在的原因的。
曹操能成为一代之英豪或一代之枭雄,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时那个动乱的、黑暗的、草菅人命的、杀人如麻的社会里,必然要出来一个豪杰亦或枭雄来维持当时的正义和社会秩序,扭正历史发展的车轮。以操的低微的出身、多厉磨难、艰辛奋斗的历程、个人的品格及行事方式,联系整个历史现实,于是社会选择了曹操。曹操也没让整个社会失望,虽然没有完全统一中原的的霸业,但促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结束了汉末动乱黑暗的病态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国鼎足时期。
在《世说》中对曹操英雄人物形象刻画的仅有“识鉴”门第三篇和“容止”门首篇两条,但仅仅是这两篇,就把曹操英雄形象描写的淋漓尽致谓、刻画精微。
在“容止”门首篇中,曹操会见匈奴使者,“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运国,使崔季圭代。”而自己“捉到立床头。”这个李代桃僵的障眼法只是一个小伎俩,蒙不过真正相士的目光,而恰恰匈奴使者即是一位高雅相士,“然床头捉刀之人,此乃英雄也。”可见此事曹操已有了一股王者之风,霸者之势,英雄的气概是掩不了的。至此时,操则真正走向成熟,成为一代之英豪。
其中,“认鉴”门第二篇,对曹操的知人论事也有少许描述。操向新投靠来的谋士裴潜询问对手刘备的为人处事,抑或是说刘表的为人处事,用以打探对手的虚实。此时的曹操已不是平叛黄巾起义时的愣头武将,亦不是任人宰割的吴下阿瞒,而是出落为掌握天下兵马大权的一代英豪。所以,在行为方式上不仅要像吕布一样勇,更要学会诸葛亮的智。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本篇中可以看出曹操已经成为一个思虑全备,智勇双全的将将之才。
在当今,无论是评传曹操为英雄,为豪侠,为能臣,或为奸雄,为枭雄,甚至“窃国之奸贼”,但其在中国历史上之重要地位是抹煞不了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评传英雄之标准,就魏晋之英雄评定准则来看,操能够以己身之力,运用智谋,成就一代霸业,“英雄”之号应当之无愧。
在古代典籍中,是如此对英雄定义的。“英”之为“草木之花”,为阴;“雄”则为“鸟之父”,属阳。“英雄”搭配,是运用道德标准与杰、豪等形容出类拔萃人才的需要而产生的相互排列,来突出某人的才能。逐渐形成“万人为英、千人为俊,百人为豪、十人为杰”的比拟格式,随后“英”“雄”乃为组合为一词,来描述圣、贤者的地位。至汉末社会大动荡,“礼”、“道”丧失,“圣”、“贤”概念亦受到冲击,道德观念沦丧、颓废,天命观念淡薄并被质疑。“礼”、“道”、“义”来衡量英雄的道德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时代需要有能力的“能人”来治理社会,更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诠释英雄概念,也即能用武力、智谋来使社会和平稳定,而行为方式上未必一定遵循“先贤之道”。这些治世之能人拿这种“全新模式来诠释的英雄概念”来评判时,当之“英雄”称号无愧。在“识鉴”门首篇中乔玄对曹操的评价就是用这种全新的目光做出的。
在当时“治乱”之际,汉末封建社会淤积的各种矛盾达到一个临界点,人民生活悲苦,天灾人怨,门阀贵族垄断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人才的压抑,有深厚治世才能的党人的闲置清议,社会动乱掀起世族阶层重新洗牌的各种潜在特征初露端倪,一切矛盾一触即发。
在这历史关头,恰恰是曹操的挺身而出,振臂高挥,迁都邺下,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使得汉末这个动荡的“ 政治”加“文化”的主体社会得到理顺和调谐,利用手中权势成功的化解了各种危机和矛盾。
可以说是历史创造了曹操,选择了曹操,亦可以说是曹操再造了历史,于是社会把以新概念诠释下的“英雄”桂冠抛给了曹操。
如果说前面《世说》中各门观点表明曹操是一个大英雄、大豪杰、政治家、军事家,那么在“捷悟”门前四篇则更加突出的表现出了曹操的伟大智慧和学识才能,不用操一篇文章即把操高深的文学素养和智慧的谋略方式溢于言外,深刻的刻画并展示了操作为魏晋中文人亦或更恰切的称“文豪”的一面。
信笔写一“阔”字,落笔书一“酥”字,即将自己意愿完全表达;简洁,但很深奥,非一般文人能解;在思腑曹娥碑文字时,亦巧解“绝妙好辞”的谜面;并巧利用废品(竹片),变之为宝(椑楯)。或许这四篇本意在展示曹操之才不及杨修的才智,但却从侧面突凸显出曹操本人高超的悟解力、深奥的智慧和丰厚的文学素养。我们不可否认在这四点上表面所显示的操处处不及杨修,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操之身份是一宰相,是一元帅,是一谋略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综合体,而杨修只是魏晋千千万万恃才放旷、傲世清议的文人之一,与操则是万万不能相提并论。
操不仅自己是一个大文豪,并且凭势权利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大文学团体(邺下文人集团),并以己身参与其中,进行文学创造活动。其自身文学成就影响了一个时代,为建安风骨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以己身影响了两个儿子——植、丕,形成了魏晋六朝时期两个文化家族中的杰出的一门。(另一家是南朝萧梁家族)。另外,很爱惜有才之士,对所有归附文人皆是不计前嫌,进行良好安置。并且礼贤下士,求才若渴,发布“求贤令”。
曹操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争战中度过,长期的军旅和政治生活不仅没有使其单纯化为一员单纯的武将,进而丰富了他的创作体裁,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篇章,这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孙权、刘备、袁氏兄弟、刘表,司马氏家族中没有出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如此杰出的人物还是甚为罕见,操完全可称为“文豪加英雄”般历史人物。
曹操是一位文人英雄,但在汉末魏晋那个动乱交杂的年代,要保持着良好的节操即或要保全性命,就不得不奸诈一些。在“假谲”门第二、三篇中,写出曹氏假寐以杀人之事,看似描绘出操之奸诈的性格,事实上也确实表现了一些奸诈的信息。但是在读到“假谲”门第四条,我们便欣然可知,操以前的举动其实是事出有因。因有了第四篇中的危险经历,所以才有了第二、三篇中假寐持剑杀人行为。
在魏晋那个求功利的黑暗年代,使士刺客身份如牛毛,且不说张良的雇士袭击秦耳,操自己也曾持匕首刺杀董卓,且操自己被袭的经历就数不枚举。比如第三篇所说的袁绍差人的刺杀。
所以,在当时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要想有一番作为,就不得不奸诈,换句话说不奸诈就活不下去。可是说是时代或者是时世培养了曹操的奸诈。
操在少年时曾说:“宁叫天下人负我,不让我负天下人”;乔玄(刘昭)也曾评价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实,在那个时代,一个出身宦官家庭的下贱子弟要如此一番作为,这些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了。
先秦即有庄子妻亡而击鼓而歌,稍后又有魏晋风流中的“任性情”的放诞的、真情直露的、一切随己愿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大丈夫做事不顾小节。所以,曹操的这些事件和做法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实是事出无奈,亦或事出有因,亦或英雄品质中的奸诈谋略成份。跟时代是戚戚相关的。
所以,在“贪猖”门首篇中,操先畜养培训一来代替有一技之长的爱妾,所表现的不仅仅是“诈”,更有“智”的成份。
“言语”门第8条中,对真正有才之士的尊敬,表现出了知错能改,礼贤下士,又从侧面表现操性格中的豁达和成就一代霸业所贵有的用人之策。
其中,在“夙惠”门第二篇中,妻何晏之母后,欲以晏为己子,但晏本人不愿,在宫内划出“何氏之庐也”,从中可以看出操之豁达、不愿强人所难,另一面,又可看出操之内心童趣爱心的一面。
在“轻诋”门中第11条,恒公以操杀青牛例来惩懈,敢于向自己权威的挑衅者袁虎。在当时那个从自傲、以己为大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赞誉别人。而恒公以操例训斥袁虎,亦能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是对操行事上的赞誉和附和。
在“或溺”门首篇中,操大破邺城,但姿色稍艳的袁熙之妻被五宫中郎抢先得去,即曰“今年破贼,正为奴”,破一城只为一妇人,看似笑话,或是以为曹操的轻言寡语,其实反过来想为什么不一定是真的呢,“率性情而自然”,把真情流露出来,或许在破邺之前已有了霸占曹熙之妻之意了。再者,操终究是一武人般的文人政治家,摆脱文人气概,尽显武夫脾性,操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老兵痞内心的渴望,是在情理之中的。
“贤媛”门第四篇中,写武帝崩后其众爱妾为文帝所占有,即“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恃”。其实,这从侧面反映出操在植与丕间最终误选太子为丕接替己位的一个讽刺。
在挑选继位接班人上,操没有少下功夫,最终把秤码偏向了丕,结果却是“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恃”。也是对操选丕接位的讽刺和对植人生命运的同情。
纵观《世说》中所有关于曹操的条目,无论里面的内容是详实,也是都能传出一个信号——《世说》作者对曹操人物形象的独到看法及人物性格总透析。总观全文涉操条目,操应该是一个文人、奸雄、政治家、军事家、文豪、流氓、无赖集一体的用魏晋眼光来评价的时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