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名称：中华原创医学思维与养生之道
所属学科：中医
实施单位：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
项目对象：医务工作者和普通养生爱好者
项目目的：纠正受训医务工作者和养生爱好者在认识论上的误区；树立正确的中华原创医学方思维方法；明确中华原创医学文化对提高全人类生存质量的潜在价值；提高受训者指导全民养生的理论修养及实际工作能力；普及养生文化的知识以改进医患关系，有效降低医疗保障系统的压力。
该项目2010年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2011年，该项目转变为公益性继续教育项目。
补充信息：针对进入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养生”、“食疗”乱象，本项目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中医丧失丧失了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这个价值评估体系，就是中华原创医学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东方文明整体观。在此简单地对养生和食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阅读提示：食疗和药膳属于养生，但并非其主要内容）
整个中医学说就是广义的养生学。《吕氏春秋》中将医学定义为“生生之道”——前一个“生”是动词“提高”，后一个“生”是名词“生命力”，“道”是根本性的规律。什么叫医学？就是人类提高自组织、自康复能力的学问，或者说提高人的生命力，从而消除疾病的学问——因此有别于现代西方治疗疾病的“医学”。《黄帝内经》中黄帝与老师岐伯有一段精彩对话。谈到瘟疫时，黄帝问老师为什么有些人被传染了却不得病，岐伯的回答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整个中医学就是大养生学。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医学是指中华原创医学，而不是“一代明君”康熙阉割华夏文明后已经面目全非的“现代中医”。
狭义的养生学是指通过非药物的方法达到提高自康复能力的学问。公元前五十世纪人天合一整体观的形成标志着养生概念的成熟；公元610年，隋大业年间，当时的太医令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集中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源和病候，但书中没有药方，只列养生方、导引法213种。由此可知，中国从那时起就已经将养生作为治疗的常规方法，并得到官方的提倡。
虽然说，整个中医药体系从《黄帝内经》时代就已经很成熟，但表达最精彩的要数汉武帝的叔叔淮南王组织编写的《淮南鸿烈》。书中认为整个人体生命系统（古称“器”）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形——“形者，生之舍也”，即人体生命的“房子”；二是神——“神者，生之制也”，即人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是生命的主宰（制）；三是气——“气者，生之充也”，气是沟通形与神之间关系的使者，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信息。排在第一位的是“神”，其次是“形”，最后是“气”，而且“一失位，三者俱伤也”。中华原创医学是这个原则，狭义的“养生之道”也是这个原则。那么，如何来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淮南鸿烈》讲得很清楚：第一，“将养其神”；第二，“和弱其气”；第三，“平夷其形”。现在我们将“养生”局限为食疗、药膳，有以偏概全之嫌。养生养什么？就是“养神”，或者说“养心”，或者说 “养性”。我们今天讲的食疗、药膳，只是养生当中的一部分，虽然它很有价值，但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因为第一位是“养神”，第二位是“养形”。食疗和药膳实施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人体的自组织能力，也即“养神”。 也就是说现代人们所称的“气功”（严格来讲应该是“医学气功”，古代又称“导引”“养生”）是养生学最核心的内容。 （阅读提示：当西医的价值观成为了中国医学的主流价值观，“药食同源”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科学的。）
“药食同源”是中华原创医学之中对人类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五谷杂粮，有益于人类而无害于身体，因而性“中”。这是中华原创医学选择食品最主要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以实验动物“检验”的客观基础上。
在这个标准里，食品和药品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界线。食品中略略离开“中”时就会偏凉（例如绿豆）或偏温（例如豆豉）。如果偏离“中”较远时，就是“寒”与“热”。如果更远离“中”的就是“药”了，这就是凉药或者热药的来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中医的治疗原则，得了热病应该用凉药，如果热得不那么厉害，就不一定要药了，用性偏凉食品（例如前述的绿豆）调节就可以了；反之亦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食疗”了。
食疗和药膳并非同一概念。前者使用食品进行调理，而后者则是将通常归入“药”范围的变成可口的食品。比如“当归生姜羊肉汤”，既是药，但又是美味佳肴。对于身体虚羸，冬天手脚常冰凉者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首选了。
如果是极寒或者极热者，就叫做“毒”了。比如同是豆类的“巴豆”，普通人只要误食一粒就会一泻如水，因为它性极热，常用以治疗极寒的病人。所以《黄帝内经》说治病是“聚毒药以攻之”，而不是说“聚药以攻之”。因此，无论食品、药物甚至毒药都是同源的，因为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将偏离正常状态的自组织能力恢复到常态。
西方医学则不然。凡药就不能是食品，食品则不准说疗效，至于“毒”就更加另类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医是“以人为本”的标准，而不是以实验动物为“本”的标准。如果以通常西医动物模型去检测“巴豆”的毒性，结果相反，实验鼠吃下“巴豆”不仅不泻肚，而且会越来越发福，所以“以鼠为本”的所谓“客观”的标准，并非万全。
两种不同医学体系的目标不同：西医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得了病之人，各有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本来两种体系可以互补，可以互相尊重，然而今日之医学，西医价值评估体系“在朝”，中医“在野”，“药食同源”这一宝贵财富因此被质疑、被摒弃、被误用，实在令人惋惜。
比如一度十分流行的“绿豆能治糖尿病”的说法。糖尿病由于患者众多以及现代医学认定的“终身服药性”而使社会备受困扰，因此该说甫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关注，最后因漏洞百出而引出一场有关食疗的“信任危机”和“养生危机”。该学说的一个非常矛盾之处就是糖尿病的标准是由西医定位的，比如根据血糖的水平等，绿豆作为食疗方法是从中医的看法去解决西医定位的病，这本身是不科学的，并且丧失了中医的优势和特点，因为单从指标来讲绿豆肯定不如西医的降糖药管用。这两者是不同体系的，不在一条线上，因此该说法就出现了漏洞，不能自圆其说。这个学术上的漏洞被放大以后，实际上对食疗或者整个中医界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的欠缺不是某一个人的欠缺，是包括整个中医界都有欠缺，“养生危机”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根源在于整个中医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 这一课要补上，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要重新建立起来，中华医魂必须重铸，否则整个医疗体系都有崩溃之虞。 气功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始终未被普遍采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经刘贵珍先生提倡，气功一词才开始流行。同“导引”、“吐纳”、“养生”相比，气功一词似乎更通俗一些，但却引起了更多的误会。
首先是由“气”的概念引起的麻烦。现代人不少把“气”理解为空气之“气”，因此，把气功误解为深呼吸运动，或者呼吸训练法。在古代，“气”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有人认为“气”是物质的精华，《管子》说：“凡物之精，比则为主，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显然，这个“气”的概念，对气功之“气”来说范围太宽。有人认为气功之气是指“真气”而言，《内经·灵枢》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对气功来说，这气的范围又嫌太窄了些，因为高层次气功训练所涉及的气的范围较此广得多。
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即使弄清气的概念，也很难表述气功的涵义。顾名思义，所谓气功，就是“练气的功夫”。于是，不少人认为：气功就是“银枪刺喉”、“头撞石碑”、“脚踩气球”、“口吞宝剑”；或者认为：气功是“内气外放”、“千里决脉”。然而，就本质而言，气功并非“练气”的功夫，而是“锻炼运用意识”的功夫。“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心意用功夫”，这句名言道破了气功锻炼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无论哪家哪派的功法，没有不在“心意”方面下功夫的。因此，“气功”可以定义为：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健康优化的锻炼方法。这里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方法，即通过意识的运用。当然，气功锻炼除了运用意识之外，尚包含其他要素，如形体的调整和呼吸的控制，不过，对气功而言后者的作用远不如前者重要。这是气功与其他体育锻炼的主要差别。通常的体育锻炼也包括三调（调心、调息、调形），但以调形为主导，调心、调息则为保证竞技状态优化的措施。
第二层意思是目的，即，使身心健康优化。这是区别它与运用气功进行杂技表演的“硬气功”的分水岭。气功锻炼的目的是使身心优化，而“硬气功”是为了演出效果优化。近年来由于宣传欠妥，造成某些群众崇拜外气，甚至以是否掌握这些技能作为进入“高层次”的标准，这是极大的误会。诚然，“气功外气”是客观存在的，在特定条件下，人体某些感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常人敏感，但从气功的角度看，这些功能的超常发挥应以不影响自身身心健康为前提。发放外气，即使在古代也是习练气功者的忌讳，认为这是与炼丹过程相反的“倒丹”行为。
第三层意思是方式，即强调自我锻炼。其实，古今练功家无一不强调自我锻炼。可惜，偏有不少人轻信江湖术士的谎言，误服“仙丹”而丧命。据统计，唐王朝三百年中，二十一个皇帝就有半数以上因服用由矿石冶炼成的“仙丹”中毒而升了“天”。公元十一世纪的大气功家张平叔明确指出：“休炼三黄与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四神”系指金、石、草、木，“三黄”即硫磺、雄黄、雌黄等矿物。意思是说，气功要自己练，而不是服食矿石药物冶炼的什么“丹”。张平叔还特别指出：“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与水银。”在古代练功著作中，常用铅、汞比喻人在练功过程中元气和元精的结合。为防误解，特别指出了练功术语中的铅汞不是普通的铅汞。那么练功所指的“汞”和“铅”是什么呢?张平叔在《悟真篇》中暗示说：这是家家有的东西，是元气——元精的暗喻，它就在自己身上，只要坚持练功，人人皆能有所得。 气功是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优化的自我锻炼方法，是中华原创医学中的瑰宝。古称养生、导引、吐纳、守一等等，称谓不下30种。其中“导引”和“养生”最为贴切。导引，意为“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之意，比较全面地反映气功锻炼的内容，使“气”更平和，使“体”更柔软，是技术关键。养生，则更强调锻炼的目的。
为了呵护自我健康的导引和养生方法已经风行数千年，但是正式作为医疗手段之一而由中央政府权威机关颁布的则是公元610年。是年（隋大业六年），太医令巢元方（中央医院院长，相当于国家卫生部部长）发表《诸病源候论》一书。书中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症候变症，是中华医学史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中医病理学专著。全书共分五卷，六十七门，二千零三十九论。为张仲景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以来最重要的医学著作。
此书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全书基本不涉及方药，只在每论末尾写上“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一笔带过。 相反，全书共载“养生方”或“导引法”289条，213种具体方法。可以说巢元方是集前此数千年医学气功成就之大成者，也是今日“医学气功学”最早的领路人。《诸病源候论》的问世，标志着气功在医学上的应用已进入成熟的阶段。“辩症施功”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全书所介绍的213法绝大多数是根据不同症候选用。五脏六腑诸病候均有不同方法。例如标明“肝病候”条目下的方法是“肝脏病者，愁忧不乐，悲思嗔怒，头眩眼痛，‘呵’气出而愈；“心病候”条目下导引法是：“心脏病者，有冷热，若冷‘呼’入；若热‘吹’气出”；“脾病候”导引法是：“脾脏病者，体面上游风习习，痛，身体痒，烦闷疼痛，用‘嘻’气出。”“肺病候”导引法：“肺脏病者，咽喉窒塞，腹满耳聋，用‘口四’气出。“呵”、“呼”、“吹”、“嘻”、“嘘”、“口四”六字用以治五脏病并非始自巢氏，五代梁朝之陶弘景（公元452-531）已有记述，但作为政府颁布之医疗方法则是巢氏的功劳。
巢氏著作的另一特点是简明扼要。巢氏所介绍的各种方法均非常简单，便于日常实施。例如“风旋”，其养生方只有一个动作：“以两手抱右膝，着膺，除风旋。”仅八个字。治“大便不通”：“龟行气，伏衣被中，覆口、鼻、头、面，正卧，息息九道，微鼻出气。”寥寥14个字，把调形、调息要领剖明无遗。巢氏之法简明扼要，使得有志传播医学气功者易于效法和借鉴。术式复杂，不见得效果就一定好，相反，术式简明，却一定能开“方便”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