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27
秦俑有着丰富厚重的史书，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之前学界大都认为浮雕技术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现在看来，浮雕技术在秦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写实性雕塑在同期业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秦俑有显著的写实艺术风格。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陶俑、陶马排列有序，整整齐齐及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统，气势恢宏，令人震撼。从局部来看，每一件俑都是经过精心的雕琢，力求模于真实，比如说秦俑的铠甲、服饰和真的一样，尤其是铠甲，铠片的大小、叠加方向和真的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区别。
但它又区别于西方写实主义作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写意性。比如秦俑的胡须，有的飞起来、翘起来、卷起来，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段，再如头发，很多是用工具刮的一丝一丝的，但是也有很多像抹的稀泥，高低起伏，质感很强，这是写意。
从技巧上看，秦俑的千军万马突破了千人一面的模式化，达到了各具其神的境界。工匠先用泥巴做成一个形状，身子都是用手竖起来，陶俑的头部他是借助于模子做成一个大体的轮廓，然后再进行仔细的雕刻。有人曾花三个月时间，给秦俑相了一次面，连看了三个月，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头部是借助于某一个大形，但是发型、五官、肌肉的变化都经过仔细的雕琢。
从脸形上看，兵俑脸形有“目”字形，“申”字形，“甲”字形，“用”字形等，芸芸众生相毕集，蔚为大观。甚至于现在十多亿中国人的脸型在兵俑中基本上全都能找到，中华民族的形象性，在它们身上尽显无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陶人陶马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掩埋了20多个世纪，出土后，仍然保持了色泽纯、密度大、硬度高特点，以手敲击，金声玉韵，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代的制陶工艺大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今仅能仿造一些简单的陶人。他们想要复制陶马，反复试验竟无一成功。秦代这种杰出的泥塑工艺和制陶工艺，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它的技术、配方失传，成了谜。
活生生的秦朝军阵
秦俑是秦军指示军事知识的宝库，它要反映的军事知识是多方面的。秦朝的军队战场什么样？骑兵是一个什么样？步兵是什么样？过去的认识比较模糊。而兵马俑像活生生的战士一样摆在那儿一看就知道了。过去一些影视，对秦军不太清楚，就骑一个大马，高跷鞍，看起来很威武，双脚踏在马镫上奔驰。但是秦朝没有马镫，而且是低跷鞍，高跷鞍是魏晋南北朝时才发展起来，到隋唐时候才基本上定型。
等级不一样的官俑，还有一般士兵，他们的区分在什么地方？在铠甲和冠两个方面。高级军官俑的铠甲甲片特别小，花纹非常漂亮。中级军官的前胸甲，上面也带有花纹，但是性质和高级军官俑不同。它的冠，叫长冠，中间有一道杠。下级军官的铠甲不带花纹，所戴的冠和中级军官相似，但是中间没有一道杠。一般士兵的铠甲上面没有花纹，头上不戴冠。
再比如说军队编列，书上是小说上，关于军队的名称很多，什么风阵、雷阵、八卦阵等等，叫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不外乎方、圆、曲、直、锥。一号兵马俑坑的阵势是方形阵，前后整齐、四方如绳，跟绳子一样，整整齐齐。
二号兵马俑坑比较复杂，它的兵种多，俑的姿态也多，有跪射俑、立射俑，一号兵马俑坑没有骑兵，二号兵马俑有骑兵阵，是兵马俑坑中的精华，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兵马俑的排列布阵，形象地展现了秦军作战时左中右三军的分布状况，也让我们能够对作战时的战斗阵形有了更多了解；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如此之多地考古资料，成功地解决了秦军作战当中不同兵种的协同问题和各自不同的装备情况。
霍去病墓石刻：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不幸英年早逝，为怀念这一名将，武帝特赐陪葬茂陵，在茂陵东修建气势宏伟的山形墓冢，以象征祁连山大战的环境。墓周围放置马踏匈奴、跃马、伏虎等16件石刻。石刻材质多为坚硬的花岗岩，雕塑风格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有纪念碑式的意义，是西汉大型石刻的代表作。
《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1厘米，花岗岩）是群雕中的主体，历来被公认为是霍墓石刻群的代表作。作品表现了一匹昂首挺立的战马，安详而不失警惕，端庄肃穆中蕴含着力量。马腿粗壮结实，四足踩踏着手持弓箭的匈奴首领。挣扎的匈奴人露出绝望的神色，形容委琐，面目可憎。马腿如四根巨柱，与马身浑然一体，显得坚实稳固。作者运用了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造型古劲朴拙，风格沉着浑厚，尤其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之极具艺术感染力。
《伏虎》：长200厘米，用天然石块稍稍加工，略作线刻，丰富而简洁，成功地表现出伏卧休憩的猛虎那不怒自威、凶猛机警的神态。除了让人感受到这兽中之王的威风凛然之外，更加强了整体造型的博大气势。堪称霍去病墓石刻群中的佳作。
《跃马》（高150厘米）的后腿蜷曲而卧，弓起的前腿和昂仰的头却昭示出战马蓄势待发，欲凌空腾跃，全身显露出豪迈昂扬、雄气勃发的赳赳气势。很显然，作者非常熟悉马的造型，更善于利用巨形原石的自然形态，筹划马的图形于开动刀斧之先，并能在关键处施以斧凿，结合圆雕、浮雕及线刻等手法，去粗取精，删繁求简，以精湛的表现技巧刻画出高度提炼概括的汉代骏马形象。石马腿下部并不凿，客观上强化了跃马的雄浑与厚重。
现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倒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是——马踏匈奴石刻。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略者践踏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就是告戒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在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石刻艺术中，茂陵霍去病墓石刻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以大型圆雕方式塑造人和动物形象的雕刻艺术作品，石刻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求之神似，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给人以气势博大、浑朴而豪放的感受，富有西汉时期那种深沉雄大、奔放有力的时代风格。霍去病墓的这批石刻，不同于一般陵墓前所列置的那种天禄、辟邪等的石刻，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它的产生当与汉王朝鼎盛时的历史背景及当时的时代要求有关。
西汉是我国一个统一的强盛国家，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艰苦创业时代，加上边界上匈奴族的不断侵扰，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出生入死创业英雄的价值。刘邦就曾大声疾呼“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传奇式的青年将领霍去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猛士”。他曾先后六次参加和指挥抗击匈奴战争，屡战奇功，其中尤以祁连山大捷最为著名，打败了盘距在北方的匈奴军队，不但使汉朝解除了西北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与西域、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也正是这样，霍去病的不幸早逝，对西汉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为了纪念这样一位传奇式英雄，汉武帝破格给予霍去病以厚葬，特赐霍去病陪葬茂陵，并下令“为冢象祁连山”，这可谓是当时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了。想当初，霍去病曾对汉武帝立下“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迈誓言，现在他死后的归宿，正是他当初挥戈驰骋的祁连山战场。这种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艺术构思，实为纪念祁连山战役的胜利而筑，即是围绕着“为冢象祁连山”这个目的而雕成的。这批石刻群，现共发现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象》、《石鱼》、《牯牛》、《巨人抱熊》、《怪兽噬羊》等十六件，它们都散落在墓前的草丛坑凹之中，生动自然，栩栩如生，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且它们都是具有一定的题材内容，表现一定的艺术境界，形成富有完整主题的系列石刻作品。
一、关于石刻所表现的主题思想
霍去病墓石刻群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组位于田野的石刻群，作为石刻艺术的群体，这批石刻的主题是围绕“为冢，象祁连山”的目的而修建的。当初修筑霍去病冢，是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绩，即《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说“去病破昆邪王于此山，故今为冢象之，以旌其功也。”起冢象祁连山，冢前立纪念碑式的石人、石马，自然是为了表彰其功业，它们的作用显然也在于突出“象祁连山”这个总要求，将转战祁连山、破匈奴等内容用形象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再现当时祁连山的风貌和在此激战的情景，这该是这批石刻所表达的主题。但它又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霍去病这位英雄人物，我认为它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反映祁连山战役胜利后的情景，说明安定和平的生活是大家的共同要求、愿望。这可以从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石兽、石马得以说明，它们象征美丽富饶的祁连山，林木茂盛、野生动物敷衍、牧人放牧狩猎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通过赞颂自然，进而让人们去领会霍去病生前的功绩，从而达到了这组纪念碑雕刻所要表达的鲜明主题。
霍去病墓石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它采取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手法，通过刻画三匹不同姿态的战马，三件石刻作品——《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使人从战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英勇善战的青年将军和无数浴血疆场的战士，从而构成了这组纪念碑雕刻所要表达的鲜明主题。显示这一主题思想，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当属《马踏匈奴》了，它是这组石刻群的中心雕刻，是运用象征手法来歌颂霍去病击败匈奴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但作者并没有直接表现霍去病本身，而是用人和马的形象，象征祁连山之战这一重大事件，起着点明题意的作用。马巍然屹立，器宇轩昂，雄壮而威严，高度概括地象征了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和汉王朝强盛的国力，显示出一幅胜利者的昂然姿态，象征正义者的一面。马下挣扎的是战败的匈奴主的狼狈形象，一个满脸胡须的匈奴人，他裂着嘴，光着脚，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箭，十分地凶悍，即使手中还握着弓箭，但已注定失败，以这种对比的形式来纪念战功，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满了创造力。纵观这组群雕，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都是和“象祁连山”这个主题有直接的关联。作品中蓄含着当时雕刻匠师们所寄托的情感和时代愿望，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及对和平的讴歌。如《跃马》、《卧牛》、《卧马》这三件石刻，体现的是战胜匈奴之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山下的农牧风光，骏马奔腾欢快，既描写了生命的活力，也显示了水草丰茂的沃野；卧马雄壮沉静，具有凝重安详的气氛；卧牛所表现的意境，使人感到和谐安适的田园生活，反映了人们追求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当然，这组石雕也不乏描写当时战斗艰苦的石刻作品，如石刻《人与熊》、《怪兽食羊》，表现了一种人与兽的殊死格斗和一种吞噬与挣扎的场面，显示了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使人联想起浴血战场战斗的艰险和残酷。通过这样一正一反的对比，突出了鲜明的主题思想。
二、汉代石刻的艺术风格
天人合一大汉雄风，循石自然造型： 鲁迅先生曾对汉代石刻作过很高的评价，认为“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霍去病墓石刻的整体的造型风格和材料以及主题思想达到了一种完美和统一，集中体现了深沉雄大的时代风格，而且它还具有一些独到的艺术特色。这些石刻都是用整块石雕刻而成，体积都比较大，按照石块的天然形态“因石施刻”，巧妙的借用石头的天然形状，按其自然的走势稍加雕琢，在关键部位加以雕凿，融合圆雕、浮雕和线刻等手法，去粗求精，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石刻更易于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当中去，赋予这些顽石以生命和活力，真正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如《蟾蜍》是利用一块青绿色的花岗岩浑圆而略尖的天然外形，它的机理、质感和形状都与蟾蜍外表相同，通过工匠稍加雕琢，一只拉长脖子瞪大圆眼将要跃起的蟾蜍活灵活现，静中育动，让人一目了然。《野猪》的造型，是大刀阔斧，放手雕凿而成，不但刻画了野猪莽撞的野性，也体现了粗犷而奔放的风格。在这些石刻作品中，古代工匠在雕刻时也非常注重把重点放在传神刻画上，石刻作品将塑造的重点集中在能够表现动物神态的部位，如石刻中的几件马，像《卧马》、《跃马》，石刻在蹄部，后肢轮廓上特别着力，从而赋予石马以雄健有力的姿态。而《石虎》、《卧象》、《卧牛》，这些动物的神态，着力表现在对头部的刻画，对这些地方都雕得很精妙。反之，不是传神的地方都雕得较为粗放，这和一般石刻对各部位都平均加工的手法相比，显然能给人以一种洒脱简洁的审美快感了。总之，在这些石刻作品塑造上，既采用了比较写实的表现手法，也运用了极度夸张的变形风格，塑造动物形象并不刻意在动物的外形酷似上下功夫，而是对动物的习性和动态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后，充分利用材料的自然形状特征，合理巧妙的利用自然的美，选择最能表现其活力、神态特征上加以夸张和变形来表达主题，赋予这些顽石以生命和活力。
霍去病墓石刻群所蕴涵的伟大内在力量，究其原因是时代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气质的魂之所在。如今，“为冢象祁连山”一片生机盎然，收割后的黄土地上零星地点缀着农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高粱杆子，还有那排排黄土地人引以为荣的白杨树，古人的“为冢象祁连山”的良苦用心自然又是那么地容易理解了。
秦始皇兵马俑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