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7-26
【题解与导读】原，论说文体之一，盖推究事物本原之义以示人。此体起于韩愈作五原，后人因之；其曲折抑扬，与论说相表里。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君，为“原”体之名篇。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陶铸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本篇论点，最见具体而微。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入手；另一位激烈改革者龚自珍也关心人才，他讥切时政，以解放人才为诉求，龚自珍所作病梅记，可与原才比观并读。语译】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深究与鉴赏】陶铸人才，移风易俗，是曾氏力挽晚清政局之颓势，所提出之救病良方。对于人才之栽培与任用，曾氏早已身体力行。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本篇文章之见解，曾氏早已躬行实践，试验有成，自与徒托空言，不切实际者有别。曾氏为文，私淑方苞、姚鼐，深得桐城义法“雅洁不芜”的精髓。本篇文章，在“端绪不繁”，“陈义不杂”方面，的确与桐城派标榜之“义法”一致。就章法和修辞学来说，开篇运用“提叙”法，各段灵活使用层递、对衬之修辞技巧，且论事说理，有详有略，有主有宾，故能“雅洁不芜”。其中有铺叙、有转折，有短句、有长句，句法变化，跌宕生情，值得品赏。本篇以陶铸人才为主体，移风易俗则申其作用。故篇首开宗明义即揭示论点大纲，道破一篇要旨。作文之法，若能在开篇即总挈纲领，提明大要，则下文论述理之是非、人之贤否、势之成败、事之祸福，总如破竹，可使观者井然，而铁案如山；既无散漫之失，又有提醒之效。本篇开首二句，信有此妙。桐城派高唱“义法”，而推崇左传、史记。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叙事之文，最苦散慢无检局，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林纾左传撷华亦赞美左传：“美不胜收！每举一事，必有对也。”曾氏既得桐城义法之真传，反映在原才本篇中，就是对比映衬技法之广泛使用。如第一段，以庸弱与贤智相对照，以突显人才之难能可贵；又以“赴义”与“赴利”相映衬，以见人才思想的两极影响。其中前后两段论述，又皆用层递修辞法将文意作轻重有序之安排，故条理井然。第二段，赞扬先王之治，而感叹“世教既衰，欲抑先扬”，“治”“衰”相形，也是两两相对，前后映衬；只不过，此处侧重反面详说，以翻应人才应“当路在势”的主题旨趣。反衬烘托中，再用铺叙排偶句法详写衰世英雄之影响；其间并列“仁义”与“功利”作对衬，也达到相映成趣之效果。第三段，前幅反驳在势君子言天下“无才”之谬说，后幅提出“一命以上”皆当以“拔才”为使命之建言，也是以“无才”、“拔才”对举映衬，表现旨趣。其中后幅遣词造句都用层递法行文：由移十人、拔十人，渐层到移百人，拔百人，是递升式层递。转移社会风气责任，由期勉“高明”“在势”之君子，而推广到“一命以上”，也是递升式用法，行文轻重有序如此，条理层次自然分明。最后一段，论选拔人才，转移风气，是君臣上下的当务之急，也是采层递行文，先君王后臣下，则为递降式。其中文字又有详略之分，君略臣详，君王只略叙一句，臣下却详写四句，详略之道跟轻重有关，陶铸人才，移风易俗，“有国家者”只要“存吾说”就可以了；至于执行成效，或扩大影响层面，则非“一命以上”全体动员不可，既强调臣下的动员和配合，故当多写。写士大夫处，亦从正反两面作较周到之论述。通篇文气，于劲直中隐寓婉曲；句式变化，顿挫有致。而且全篇甚少“僻字涩句”，结构是谨严而缜密的。文正公致力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咸丰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之日记，足可相互发明：“是日，与李甲夫言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因以作字、作文、打仗为例，说明一切“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为转移。”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可作为人才与风气转移之注脚。（张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