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号】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
1、伦理道德加强，
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
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
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
苏轼，自号
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燳自号锦堂老人，
明世宗朱厚熜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钧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祐，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赠号
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
《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
《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
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龢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
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
《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别号
号，是人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往往有艺术色彩。名人雅士自己起的号，谓“雅号”。号，通常是一人一号，多则称为别号，但也不尽然；号一般用两字，别号则多用三字以上，但因别号与号有时难作区别，所以三字以上的号看起来也不少。
别号，就是名字以外的自称。据吴莱《三坟辨》及
《韩诗外传》等古书载，别号起于上古，但清代学者赵翼认为这很可能出于后人臆撰。由信史来看，范蠡即使不是第一个自取别号者，起码也属“第一批”之列。如
《史记索隐》谓甘茂居渭南阴乡樗里，故号“樗里子”，又战国著名策士苏秦、张仪，皆师“鬼谷子”，秦汉间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类，大抵可以说明源起的时间，约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所以要在姓名之外另取代称的用意，似乎也已经为取号者多隐逸者流的身份给解释了——正是为了把自己的真名实姓隐藏起来。
这种因不求闻达才取别号的惯例，由秦汉而迄魏晋，承袭了700多年。
汉高祖刘邦敦聘不至的所谓“商山四皓”如“绮里季”、“角里先生”等，都是以号代名，至今莫知其姓氏；晋人陶潜高唱“归去来兮”后，遂号“五柳先生”：南朝梁陶弘景躲在山中操纵政局，自号“华阳隐君”，与人书札往来即以“隐君”自署，惟恐暴露身份。但入唐之后，风气有了变化，许多文人都别署一号以标高致，如贺知章“四明狂客”，张志和号“烟波钓叟”，陆龟蒙号“江湖散人”，等等。不过总体来看，取号者的身份，大致也还是枕石漱泉隐居不仕，或辞官归田终老江湖的范围内。
从宋朝开始，自取别号成了社会时髦，其时佛道并行，别号中有“居士”、“道人”特多的倾向，故亦名道号。取号者非但不止畸人逸士、好奇吊诡辈，也不仅是士夫缙绅皆有一号或几号，甚至贩夫牙侩，亦皆有号。
从自讳姓名而取号，到借号自标而别署，号的用处，最终集中为风雅的标记。
别号是使用者本人拟制的，不像姓名那样要受到家族、行辈的限制，也不像表字亦多由家长所起或受其影响，所以它能比较自由地抒发或寄托取号者本人的一时情感，乃至终生志趣。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时有泪，报国无门，思想上苦闷，行为上不免乖张，被人讥为不守礼法的放纵者，他就索性自号“放翁”，来表示对权贵和礼法的蔑视。此外，别号又不像姓名表字，一旦登记在户籍(人仕者还得登记在履历中)上后，不能轻易改动，而是随时发明，随时使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很多人往往不止一个别号，人们也有可能通过某些人一生别号的更改，窥测其思想情趣在各个时间阶段上的变化。
比如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便是一例：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别号叫“履善”，其义不外景仰先贤，学做好人好事。及殿试时，被理宗皇帝夸了一句“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别号乃改成“宋瑞”。惟宋季国家无瑞可言，文天祥本人更不得志，景定五年(1264)知瑞州时，为一件用何等仪制替早已改嫁的祖母服丧之事，被人诽谤，差点儿丢官。一怒之下，便有绝意仕途息影林泉的念头，遂建“野人庐”而自号“野人”。此后又在故乡文山盖成山庄，再改号“文山”，当真过起弃官归隐的日子来了。两年多后，山河板荡，文山隐居的清兴已经不起元朝南侵的风暴袭击，于是又应召出山，为国效力，直到抗元失败被俘。此时，他又有“浮休道人”、“三了道人”等别号，以示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并吟出了传诵千古的
《正气歌》。
号的使用，在别人是尊称，如杜甫号“少陵野老”，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人呼
杜少陵、黄山谷时，便有尊重的意思。鲁迅曾为章炳麟门生，以后做纪念老师的文字，便题为《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而在本人，则为闲署，凡公文、章奏上押字，都不用号，使用最多的地方是为诗文书画等作品签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位梅姓“名士”曾说：“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大抵也道破了许多人押号的本意。
从别号的用词看，也就是在十数种特定名词里翻花样。宋代徐光溥曾编《自号录》，依宋代人士别号的最后一、二字分类，也不过得36类，而处士、居士、先生、老人、翁、叟等倒占去大牛，或倚老卖老，或放浪自标，或自美雅致。而浅表的释义，率多集中为鄙视利禄，超凡脱俗，这也就是别号中居士、道人、渔樵、野夫特多的原因吧。只是千舸争流，都往一条道上跑的话，效果反而不好。以居士为例，原是梵文，意译“家主”，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信徒而受过“三归”、“五戒”者，以它为号，当然很有点方外空灵味道了，故李白称“青莲居士”，白居易称“香山居士”，司空图称“耐厚居士”，苏轼称“东坡居士”，李清照称“易安居士”，等等。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谥号、庙号、年号、尊号和陵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 谥号
我国古代，帝王、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 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并相沿成为制度，这种制度称为谥法，所给予的称号名为谥号。《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私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
谥号的选定要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 好祭鬼怪曰灵，“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等。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至迟到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谥号之有善恶，西周共和以后。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就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厘王、赵孝成王、赵惠文王（惠文）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汉代又恢复了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宇：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是谥法大发展的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美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武则天时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打破了皇帝一、两字谥号的旧例。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筹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如明代皇帝谥号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清代皇帝21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其次，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清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号中还有一种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高官司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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