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这个动荡变革的力量，常常重塑社会结构，如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历史篇章，以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深刻改革与革命。深入研究革命，无疑为我们理解社会秩序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多学科理论探讨空间。然而，作为研究对象，革命的普遍性解释和预测的科学性一直困扰着学者们。
西达·斯考切波，一位革命理论的革新者，他提出了比较历史革命理论，以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为基石。与早期理论中着重意识形态分析不同，斯考切波强调革命并非简单的意志驱动，而是国内环境中的具体结构和动机的产物。他的理论跨越四代，从个案描述到多元因素的深入剖析，以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为例，揭示了农业国家阶级关系（地主-农民）、国家与阶级互动以及国际地位的复杂交织。
法国大革命</，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封建因素导致地主与农民、国家与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王权的扩张削弱了贵族权力，但农民的不公感并未因此消除，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这一过程揭示了革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内外矛盾积累的结果。
在俄国，沙皇的改革未能根本解决农民与地主、国家的冲突，外部压力与内部改革的矛盾冲突引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农民起义和土地问题的交织，使得布尔什维克得以利用工人力量和土地法令赢得农民的支持，从而成功推翻了旧秩序。
中国革命，虽然地主阶级尚存儒家伦理，但鸦片战争后社会性质的剧变使得农民起义挑战皇权官僚体制，农民反抗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不仅旨在土地分配，更追求民族认同和现代国家的构建。
斯考切波的理论虽然富有比较历史的洞察力，但其对中国革命的严格定义引发了一些批评，认为其过于简化了变量。尽管如此，他的视角仍然强调了结构决定论，但忽视了革命中的主观因素和各国差异。赵鼎新则在结构与主观之间找到了平衡，强调变迁、结构与话语的相互作用。
三国革命各有特色：法国经历资产阶级化，而俄国和中国则催生了政党国家，政权的控制形式各异。在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斗争和农民反封建，拿破仑时期则见证了军队、公民国家和社会职能的深刻转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集权和战时共产主义巩固政权，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最终实现了政权的稳固。
这些革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帝国体制的崩溃、外部压力和底层反抗触发了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自由主义政府的无力应对促使了革命的爆发。革命领导者通过动员群众，建立了新的政权，从而塑造了新的社会和国家面貌。尽管各有不同，但这些历史事件都揭示了革命如何通过复杂的社会动态，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和国家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