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太福的集资活动中，媒体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尤为活跃。在海南集资初始，孙树兴发表的《20天集资2000万》等文章大力鼓吹长城公司的业绩，随后的报道如《用高科技和改革开放筑长城》和《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持续追踪。媒体的宣传推动沈太福成功扩张，孙树兴为此获得了沈的物质回报，包括金钱和物品，导致他被判刑七年。
孙树兴的引荐使沈太福结识了李效时，曾任《科技日报》总编辑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对长城公司的节能项目深信不疑，实地考察并留下支持言论，成为长城公司有力的宣传者。沈太福以李效时三子名义签订价值4万元的合同书，李效时两次拒绝后收下，此事导致他因受贿和贪污罪被判刑二十年。
尽管存在私人利益的嫌疑，一些专家如社会学家费孝通赞赏沈太福的集资模式。费孝通在文章中阐述了长城公司的“五老”嫁接理论，认为公司在多个领域表现出色。然而，沈太福的扩张迅速，1993年初在全国设立了众多分公司，主要通过广告、新闻炒作和集资活动。据传，沈太福在公关方面的花费高达3000万，集资额总计超过10亿人民币，个人集资占据主导。随着集资规模扩大，沈太福的言论和业绩陈述变得越来越夸张，但实际业绩与之相差甚远。为了粉饰经营状况，沈太福将部分集资款转化为销售收入并缴税，同时借助官商关系网来维护形象。
尽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为体制外高息集资、扰乱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法院诉状称，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构成了贪污罪。此案之后的199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及至1997年，中国关于民间集资的刑法规制框架基本建构起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成为悬在民间集资者头上的三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