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5-27
对他们而言，医生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伴随一生的生活方式。这表示一个人需要在漫长的生涯中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在大众的观念中，医生是个形象清晰的角色。他们通常有洁癖，注重健康，很少食用垃圾食品；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交关系和体面的生活，绝对不会缺少朋友。面对疾病，医生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毅力，总是迎难而上。在普通人眼中，医生就是精英的代名词。
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通过观看医生吐槽节目《健笑了》，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颠覆人们对医生认知的事情。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误解远远不止于此。很多时候，那些在门诊室和手术室之外工作的医生，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人们也无法理解医生在与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打交道时，真正的内心世界。
在影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医生形象：他们穿着笔挺、干净的白大褂，如果是男性，他们的头发总是看起来喷过不少发胶，胡须也总是清爽的、每天都会仔细处理的；如果是女性，除了飘逸的头发，她们还会画着精致的妆容，即使到了晚上到家睡觉的时候，妆容依然如故。然而，现实中的医生真的是这样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学生李立表示，一个正处于规培期的医学生应该是这样的：头发略有一些油腻，但还没到油光发亮必须要洗的程度；眼睛下有两个黑眼圈，伴随着暗沉的肤色和零散分布在额头和鼻子上的青春痘。你会看到这些还算年轻的医生们逐渐丢掉自己的帆布鞋、球鞋，改成常年穿的一双洞洞鞋——一种以丑和难搭配著称的单品。
东直门医院的骨科医生杨济洲是80后，他也是时尚绝缘体，“基本上这一个夏天一条牛仔裤、一条休闲裤，两条裤子轮换着穿，到了医院之后都是工作服，这些也就是来回路上穿一下”。为什么电视剧中的医生形象与现实里的差别如此之大？如果知道一位医生每天的工作安排，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显得有些不修边幅。
杨济洲的一天从早上6:10开始。他所在的骨科属于外科，每个工作日，他需要在7:20到医院，从查房开始一天的工作。周一、周三、周五是手术日，一个接一个手术把一整天排满；周二和周四是门诊日，他要一天接诊数十位病人。按照医院的系统设计，专家门诊预约号在30个左右，但到了中午11:30，会有一些老患者或是增加的预约号，于是，接诊时间会延长到下午2:30。在这之后，他才能吃上中午饭。而下午的工作结束后，到了5：00，工作还没完，得继续查房、出医嘱，再跟其他医生交班。
即使下班回家，医生还在工作。许多患者会在深夜线上咨询问题，病房里的危重患者的情况也需要持续关注。杨济洲有教学和科研任务，需要集中精力在整块时间里完成。
处于规培阶段的李立工作更琐碎。上午，他要查房，给病人换药、开医嘱、写病历、办出院，下午则是协助主刀医生连续做多个手术，站三四个小时。他晚上的时间也留给学习和科研。没有病人呼叫的时间里，他收集病例、标本，做实验，写毕业论文，准备规培证考试。
除此之外，许多医生还要值夜班，作息被动地不规律起来。很多医生都处于缺乏休息的状态，虽然好像每个医生都有洁癖，“无菌意识很强，但休息室乱得一塌糊涂，都是累得不行了的时候赶紧在这休息睡一会儿，顾不上收拾”。
对医生而言，时间是宝贵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医院，5分钟、10分钟就吃完饭是常态。医生很难参与育儿，杨济洲的儿子还在上小学，每天早上儿子去学校时，他在医院查房；放学时，他还在手术台上或者门诊里。这些年里，他没有接送过儿子上学放学，连准确的放学时间都不知道。
麻醉科医生顾士杰没有时间谈恋爱，至今还是单身。他觉得医生的疲惫是一种无奈，“太累了，下班只想在家里待着，看看书”。由于无暇思考如何休息和娱乐，吃什么成了最重要的事。“只有晚饭这顿饭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不用吃得那么快，我会犒劳自己点个汉堡炸鸡什么的，都是垃圾食品。”
很多努力不被看到。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匮于了解的，还有在医院这个庞大而精细的系统里，那些很少被看到的岗位和努力。
张时民在协和医院的检验科工作了43年。在这家全国著名的医院里，全部类目的检测有几百种，他每天的工作是跟团队里的5位同事一起检测2000份以上的标本，其中包括血液、尿样、粪便以及各类细菌、真菌等。
他也曾轮转到接收病人送检排泄物标本的窗口工作。有一次，他看到病人用纸把装载尿液的塑料器皿“里三层外三层裹起来”再递给他。病人觉得尿很脏，但他觉得完全没必要：正常的尿液刚排出来的时候甚至是无菌的。
张时民早就习惯了跟排泄物打交道。“我们经常把病人的标本处理完了，洗洗手转过头就到旁边吃饭去了。我们把它看作是能反应病人身体健康信息的标本，并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在一位检验科医生眼里，经过几十种的检测后，尿液可以成为判断肾脏病、泌尿系统、代谢性的疾病等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血液，在检验科，有80%的检测与此相关，涉及的种类有数百种。同样可以成为依据的，还有人们嫌弃的粪便。
3年前，张时民接触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病例。在临床医生的描述里，病人感到不舒服，恶心呕吐，粪便里发现了金属，同时还有腹腔积液。这些症状加起来有十几种，互不相干，难以联系到一起，更难判断问题的根源。临床医生没了办法，委托张时民给这位病人做检测。
因为病情过于复杂，一周后，协和医院举办了全院大会诊，轮到检验科报告时，张时民提到自己在病人的粪便里发现了3种寄生虫。根据他提供的检验结果，内科医生确定了病因，可以对症医治，病人在3个月后就治愈出院了。
对医生而言，检验科医生是“医生的医生”。现代医学讲究证据，很多疾病并不是看一看、摸一摸就能诊断出来的，检验科里上千种检测报告可以用准确的数据反应病人身体的变化，是病人走进医院后接受的第一次诊断。
有时遇到一些疑难情况，张时民还会跟同事几个人讨论，为什么仪器显示的图像会不一样、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还要跟临床医生沟通病人的背景，再核实这份报告是否可以发给病人。与检验科相似的还有放射科和病理科，这几个部门是医生最好的助手。
尽管检验科医生的工作如此重要，但张时民发现，“在收集标本的窗口很有意思，你会看到有人管我们叫‘师傅’，有人叫‘护士’，有人叫‘喂’，还有的什么都不叫，叫什么的都有，但是很少叫‘医生’的。”这些称呼直接代表了大众对检验科的印象。
实验室有生物安全要求，病人不可以随意进入，人们很难知道完整的检验流程是什么样、有多少人参与了检验工作。因此，“普通病人去看病，如果病看好了会感谢医生，但很少有人想到检验科医生”。
为了那个身体里有3种寄生虫的病例，张时民自费100多元买了5本相关的书籍，下班之后熬夜钻研，才想到这些症状或许与寄生虫有关。“申请买书审批也挺麻烦的，我想着100多块钱，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事，直接就买回来了，但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张时民的家里有一整个书柜的医学书籍，都跟各种疾病的检测、诊断有关。
新冠疫情时期，医院要迅速研究出检测新冠病毒的方法，实现快速检测，完成几万、几十万人的大量筛查，这些成果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检验科医生的努力。
对更多临床医生来说，那些在手术台之外的努力通常也没有被看到。
医生面前，人人平等。医生应该用耐心的态度向每一位病人解释病情、提供治疗方案。杨济洲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消耗情绪的事情”。
但回家之后，家人感冒发烧，他会直接说：“没事，吃药就好了。”这两种态度一对比，家人会觉得“你不把我当回事儿，太高冷了”。家人认为医生对患者的关心大于对自己的关心。
杨济洲偶尔会遇到一些不太容易沟通的病人，即便有情绪也要保持职业素养，但这些情绪有时候调节不好，会带回家庭内部。“看到孩子调皮会忍不住说几句，说完我就后悔了，孩子也很不容易，我不至于发这个火。经常有这种情况。”
在他看来，“医生其实也是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