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27
一、对逆境的认识
逆境是人生中不顺利的境遇，在这种环境中，希望消失殆尽，目标渺远无期，无论是维持生存或是成就事业，总是让人感到困难重重、疑惑重重。［1］
古往今来，逆境成就的英雄不计其数，他们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在逆境人生中寻求自我救赎之路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启示与感动。
二、古代文人四类不同的逆境人生：
1、忠君爱国、以死明志――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让令”，深得楚怀王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因妒忌而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由此“怒而疏屈平”。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国，屈原曾谏请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未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汨罗江而死。［2］
屈原一生两次漂荡在外，第一次是遭到楚怀王疏远之后，自己主动离开郢都到了汉北；第二次是被顷襄王放逐到江南。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也始终对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他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离骚》、《九歌》、《天问》等一系列作品，都印证着他的心迹，让我们更真切的看到了他的“美政”理想和报国之志。
“和则留，不和则去”，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崇尚的自由法则，屈原也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去处，但他不管是在郢都任职还是被疏远放逐，始终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份坚守。
生在乱世中的屈原，作为楚王的同姓贵族和士大夫，当国都被攻破，自己的宗庙和国家都已万劫不复之时，他选择了随这一切一同归去来作为生命的终结。投江自尽，这种方式惨烈而决绝，虽有许多的无奈和失望，但他殉国明志的激烈之举换来了流芳百世，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景仰。他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的精神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他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的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的勇气。［3］
2、发愤著书、修史明志――司马迁
司马迁生长于史官家庭，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同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把修史作为一生神圣的使命和追求，也带给了司马迁直接的影响和启示。可惜其父壮志未酬就与世长辞，临终之前他把修史的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希望他能担此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第2个回答 2020-10-27
一、对逆境的认识
逆境是人生中不顺利的境遇，在这种环境中，希望消失殆尽，目标渺远无期，无论是维持生存或是成就事业，总是让人感到困难重重、疑惑重重。［1］
古往今来，逆境成就的英雄不计其数，他们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在逆境人生中寻求自我救赎之路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启示与感动。
二、古代文人四类不同的逆境人生：
1、忠君爱国、以死明志――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让令”，深得楚怀王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因妒忌而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由此“怒而疏屈平”。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国，屈原曾谏请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未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汨罗江而死。［2］
屈原一生两次漂荡在外，第一次是遭到楚怀王疏远之后，自己主动离开郢都到了汉北；第二次是被顷襄王放逐到江南。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也始终对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他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离骚》、《九歌》、《天问》等一系列作品，都印证着他的心迹，让我们更真切的看到了他的“美政”理想和报国之志。
“和则留，不和则去”，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崇尚的自由法则，屈原也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去处，但他不管是在郢都任职还是被疏远放逐，始终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份坚守。
生在乱世中的屈原，作为楚王的同姓贵族和士大夫，当国都被攻破，自己的宗庙和国家都已万劫不复之时，他选择了随这一切一同归去来作为生命的终结。投江自尽，这种方式惨烈而决绝，虽有许多的无奈和失望，但他殉国明志的激烈之举换来了流芳百世，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景仰。他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的精神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他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的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的勇气。［3］
2、发愤著书、修史明志――司马迁
司马迁生长于史官家庭，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同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把修史作为一生神圣的使命和追求，也带给了司马迁直接的影响和启示。可惜其父壮志未酬就与世长辞，临终之前他把修史的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希望他能担此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面对历史和父亲托付下来“五百年一人”的神圣使命，司马迁表明了“小子何敢让焉”的坚定态度。
广泛的阅读、丰富的漫游经历及父亲的重托坚定了司马迁著书修史的决心，他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他认真总结书写历史，此时的司马迁也只是位普通的史官，著书修史是他一种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
但事与愿违，正当司马迁全身心投入到实现宏伟抱负之中时，李陵之祸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面临灾难，他可以选择伏法受诛，了结一生，但这样著书修史会停止，父亲的嘱托也将成为幻影，他不能死；他还可以用钱赎命，但“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也因此，他看清了人心冷暖、世态炎凉；在绝望中，他选择了宫刑，经历了人生中最残酷粗暴的身体摧残和精神践踏。至此，他的身份转换，成了一个另类的文化人，没有人再与他为伍；他终生蒙羞，在《报任安书》里他说道：“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宫刑后的耻辱与他的生命相伴；在才命相违之下，司马迁以更冷峻的眼光审视现实、以更尖锐的笔端修史著书。“天降大任于斯人”，面对神圣的使命和重大的嘱托，他宁可受辱也决不轻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路上坚定了生存信念与人格理想，［4］也超越了儒家思想中传统的殉道精神和见辱则死的消极怠世的观念，靠着坚韧不屈铸就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同时坚守在逆境中的太史公凭借着《史记》激扬的文字获得了新生。
3、归隐山野、淡薄明志――陶渊明
历朝历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游离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他们与统治阶级抗争、以不合作的态度捍卫着自我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在他们身上保存了许多美好的人性和崇高的人格理想，这就是隐士，《南史·隐逸传上》谓其“行吟山泽，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当他们在人生受挫、官场失意等种种不如意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另一种人生境界――归隐山野，这也是历代文人在逆境中寻求解脱认为最好且选择最多的方式之一。
纵观历代的众多隐士，隐得最彻底、最自然的一位当属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二十九岁怀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入仕，想要实现人生的一番大作为，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陶渊明，其理想难以化为现实。陶渊明一生，终其仕途，也只做了一些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小官，不仅壮志宏愿无法施展，还不得不苟合取舍、降志辱身与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在经历几番入仕归隐之后，最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坚定了归隐的决心，彻底结束了仕途的努力与曾经的彷徨。
陶渊明在“兼济天下”的人生路上失意后，最终走上了“独善其身”的坦途，在找准人生最准确的定位后发出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慨。他在无人事缠身、无竞逐、无虚伪的环境中过着一种自耕自足、恬淡平和的生活。我们从他创作的众多田园诗中看到了他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以及极力追求的真诚淳朴、冲淡平和的人生理想状态，陶渊明也成为我国“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仕大夫在仕途失意或厌倦官场的时候，往往会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借以安慰自己，并寻求新的人生价值。白居易、苏轼、欧阳修、陆游等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