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存在于开放系统中的教育，常常受到两类因素的影响，一类是确定性因素，一类是不确定因素。
②社会科学是人的科学。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人是主体，人又是按照利益不划分为若干个群体。
③社会科学的整体性。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由若干个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因此我们研究社会问题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曲折性与后发性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为止，我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大致有如下
第一种是以历史事件为划分标识，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夏锦乾等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起步于19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它的历史发展进程，若以历史事件来标识，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戊戌至五四、五四以后至建国、建国后至文革、文革后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学术开始向现代的转型，先后形成了进化论及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范式，二者争替消长，走向多元的格局。而贯串始终的，是科学理性的命运。”[1]（p202）这种划分的特点是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及其与中国学术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总结了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两种范式及其发展中存在的辨证关系和统一的科学目标。学术转型与两种范式的交替是核心与主线。
第二种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划分为两大阶段、五个时期。董进泉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指出，“从学科史的角度讲，中国社会科学发端于20世纪初，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在迄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可划分为前后50年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三个时期。（一）起步时期（1900—1915年）。这一时期学科建设刚刚开始，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乃至范畴、概念、术语远未定型，既无学术研究机构，也无专业学术团体和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还处在启动阶段。（二）形成时期（1915年—3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作为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标志着新旧文化形态更替初步完成。经过大革命时期，到3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形成了。（三）社会科学的中国化（30年代初-1949年）。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各派代表人物的共识，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社会科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1949-1977年为第一个时期，社会科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科学教育科研活动完全中断，后来虽有恢复，但始终处于严重萎缩状态。1978至今，为第二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迅速走出困境，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2]（p14-15）这种划分方法一方面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旧文化的交替，而且兼顾到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建制的具体建设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曲折历程。社会科学基本建制的确立和发展是其核心和主线。换个角度讲，即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第三种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回顾50多年来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时，认为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奠基起步阶段（1949-1965年），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创、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新的科研体系框架，创建科研和教学机构，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第二阶段：严重挫折阶段（1966-1976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使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遭到空前浩劫。第三阶段：发展繁荣阶段。这一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冲破“左”的束缚，排除“右”的干扰，从恢复走向繁荣。[3]（p4-14）[4]（p14-15）这一划分方法主要是考虑了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奠基、挫折和恢复的历程，新中国社会科学建制和科研活动的状况是其核心和主线，兼顾社会变化对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区别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包罗万象、研究主体身处其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社会。因此，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遵循科学发展自身特有的规律，而且与社会科学所在的社会母体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不可能不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言，要预测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必须揭示出过去一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及其与各种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中所形成的那些趋势，而且应当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看作不只是科学的一般发展中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整个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5]（p123）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就历史分期而言，各位学者的认识大同小异。最为显著的是，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历史巨变、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密切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阶段性使中国社会科学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科学发展必经的由起步到逐步发展、由逐步发展到繁荣的自然发展阶段，而且带有明显的曲折性。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并非一条由不同线段连接而形成的不断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有上升、有下降、有繁荣、有挫折、有高峰、有低谷的曲线。这一曲线、曲折主要体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一曲折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也包含着学术发展自身规律性的因素。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也需要必要的竞争机制。缺少学术自由，没有学术争鸣，缺乏竞争，就没有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具体到中国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时期所遭受的挫折，借用夏锦乾等学者的中国社会科学范式论的观点：是由于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范式一统社会科学界、失去了对立面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尤其是社会科学被简单地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1]（p216）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与它的另一特点密切相关，这一特点即后发性。就起源而言，中国社会科学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产物，而是舶来品，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学术转型的产物。就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具有后发性的特点，换个角度即输入性。它是建立在输入先于其产生、尚处于形成之中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念与具体内容而产生的。由于具有后发性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处理好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的新鲜内容。因此，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进行比较时，中国社会科学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后发性比较劣势，处在追赶状态。从学术系统来看，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有着明显的不同特色，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难以把握的问题，往往走向简单否定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境地，或不知不觉处在了后殖民时代西方话语霸权的奴役之下。因此，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样，同样面临着后发性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