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注定要成为清朝统治者深刻铭记的一年，日俄战争结束、抵制美货运动、废科举兴学校、革命党人成立同盟会……这些看似相互独立的事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当年最重要的事件——
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发生。
清帝国终于开始尝试对最重要、最根本的祖宗之法——君主专制进行改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日俄战争
进入1905年，中国已经不再只属于中国，不再只属于清廷了。在经历庚子之变和
《辛丑条约》的签订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已经步入清军入关以来的最低谷，虽然列强间对峙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免于被即刻瓜分，但中国已由昔日的“天朝上国”彻底沦为任人欺侮的半殖民地，摆在清廷面前的烦恼如缕不绝。
政治上，对外，长江流域、东三省、山东、两广、云贵、福建均已成为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国家多项主权丧失，华洋纠纷不断；对内，虽然廷臣疆吏大都忠心耿耿，新政各项措施也在竭力推行，可是民间非议不但没有稍缓，反有愈演愈烈之势，革命党人也在随时威胁着清廷的统治。
经济上，由于每年都要赔偿列强巨额钱款（而款项来源于当时中国两个极其重要的税种——海关税和盐税），还要举办新政，如练兵、官派留学等都花费颇多，再加上还要处理广西、江西、山西等地爆发的民变，1904年12月，清廷“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岑春煊,电悉所陈柳庆各属及思恩府剿办情形。尚称得手仍着严饬各营乘胜剿。一律荡平毋稍松懈”。财政实在是捉襟见肘。
军事上，不仅日俄在东北酣战，
俄国还一直在北方觊觎着蒙古、西北骚扰着新疆，英国也企图从中国西南入手，将西藏纳入控制之下。
外交上，义和团的“野蛮”行径和清廷派兵攻击各国驻华使馆的举动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列强的残暴表现却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外国人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国家局势虽然如处危卵之上，但年已七旬的
慈禧太后还在
紫禁城里掌控着国家大权。已经到岁末，照例该筹办新年节庆了。1905年1月6日，清廷发布了一则上谕：“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礼部奏元旦礼仪一折，元旦令节，皇帝率王公百官在皇极殿行礼，停止筵宴，其在外公主、福晋、命妇均着进内行礼。”上谕中所言元旦，即为中国旧历新年（1905年2月4日）。年虽然要过，但也不太好过，正在激烈进行的日俄战争便是重要原因。
如果说日俄间这场看得见硝烟的战争更多地给清廷考虑走向立宪之路以强烈刺激，那么，1905年5月10日开始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则为立宪进程的推动积蓄了强大的民间力量。在抵制运动进行之初，清廷还若有若无地支持或默许着运动的开展；当8月31日清廷颁布上谕禁止抵制运动时，许多民众却不管不顾，依然支撑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充分展示了中国之民气。
抵制美货
19世纪后半期，美国资本家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劳工，后者为美国当时的西部开发，尤其是铁路干线的修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7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劳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缓解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美国各地掀起排华浪潮。1882年5月6日，
美国国会推出排华法案，对在美华工的人身自由做了许多歧视性限制。此后，美国国会又分别于1888年、1892年、1902年不断提出新的法案，对排华法案的原有条款进行修订和增补，使得对华人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厉和苛刻。
与此相对，在美华侨组织强烈反对美国当局推出的这些歧视性政策，他们提出的废约主张得到中国国内各界响应。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各界舆论的影响下，清廷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然而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在1905年奉命与清廷谈判改订条约时，凭着美国国力的强大及就此养成的习惯性傲慢思想，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于是中美之间的条约谈判破裂。在回复柔克义的专电时，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奕劻告知美方，美国过分限制中国人进入，且苦力移民条约已经到期失效，《排华移民法案》却仍在执行，这激起中国国民义愤，导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并且在中国国内蔓延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是由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发起，并且基本上是一场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抵制运动最先在上海开始。1905年5月5日，反映上海工商界声音的
《时报》提出：华工禁约如果签订，则辱国病商，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之。5月10日，上海绅商聚集于商务总会，在会长曾铸（少卿）的组织下，决定响应美国、
夏威夷和菲律宾华人的呼吁，恳请清廷拒绝续订条约，并希望美国政府在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人，否则将组织规模更大的抵制运动。
在上海商会的牵头组织下，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开始支持并参与抵制运动，抵制风潮从上海扩散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江西、安徽等地。
据《申报》载，清廷考虑到续约后百十万华工的凄惨处境以及此次抵制斗争的非暴力性和声势，也颇动恻隐之心，“外部密电梁使华工新约暂缓签押”，还拟定了修改方案，《驻美梁使拟定中美修改公约》，并婉拒了美驻华公使柔克义要求中国政府“禁阻抵制华工禁约之请”。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总统
罗斯福也只能先“谕令掌理侨民事务之各官优待到美之华商及游历人，如有疏忽之处即当辞职”。
抵制禁约这件事影响颇大，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6月29日，《申报》登载了慈禧太后垂询华工禁约事：“皇太后近日召见各臣工，除垂询练兵事宜外，又念及美禁华工之事，论议内外人员皆国家赤子，万不忍稍加苛待。今我民族旅居外洋谋衣食而为工，已属我国家失养，反致外之人虐待，我实不忍。尔等务须速议废约，电饬驻美使臣认真保护，勿负朝廷轸念商民之至意云。”
废除科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关于废止科举的谕令
科举的最初目的是为统治者选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旧制，以整顿吏制，优化统治阶层结构。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
科举考试无疑是公开、公平、积极的。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显著拓宽了朝廷选拔人才的基础，还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有机会向上层流动，非常有利于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历来万千学子读书之目的，便是希望通过科举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因此，科举也可以说是一种笼络和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
然而进入近代尤其是到了清末，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新政措施被推出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于是，作为流传了1300年的“祖宗之法”，
科举制度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自
甲午战争后兴办学堂，经过十年的试验，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导地位已经被统治阶级认可；相比之下，原来取士之正途科举考试益显腐朽，所取之士与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大相径庭。
欲兴学堂以育人才，必废科举以绝传统功名之心，这一点此时已不仅是新学之士的呼吁，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派亦已达成共识。1905年8月31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地方开明重臣联名会奏，请清廷痛下决心，废除科举取士制度。
在客观局势的压力和众多重臣的推动下，清廷终于下定决心，在众大臣上奏仅仅两天后，即1905年9月6日发布了停废科举的上谕：“谕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一折……欲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着即于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寓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通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与有光荣。此次谕旨着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
同盟会成立
1905年
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进一步加深，清廷腐朽的一面进一步暴露，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迅速发展起来。孙中山说：“
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哗然。然而，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以清廷腐朽导致中国惨败去责难清廷，反而是热切地向清廷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希望它振作起来。虽然革命党人认为清廷已无药可救，并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它，但当时他们的主张并没有被广大百姓支持或接受。
庚子之变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惶惶然逃窜西安。清廷镇压民众反抗的凶残与被侵略者驱赶奔逃的凄惨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此之后，清廷在全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严重下降，不少人开始质疑清廷统治的可拥护性，并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和行为。
庚子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有意号召各省革命党人组织革命大团体。但鉴于孙中山是全国知名的“通缉犯”，其不能轻易冒险到大陆。从1895年起，清廷就开始在全球通缉孙中山，到1905年情况仍未有所改变。因此，孙中山一直把最主要精力放在海外寻求革命资源和促进革命大联盟的建立上，以及努力寻找能够忠实贯彻其革命思想的核心依靠力量。在1905年之前的革命活动中，孙中山主要在会党分子和华侨中间宣传其革命理念，并把会党作为发动革命运动的主力。
1904年12月中旬，孙中山结束了长时间在美国向会党分子渗透革命思想的工作后抵达欧洲，并于次年1月在布鲁塞尔遇到了贺子才等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双方在谈论革命方略时，曾就运动会党与发动新军何者为革命入手之方，反复争论三日三夜，结果始定为双向并进。这些关于革命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影响，巩固了孙中山在欧洲中国留学生中的地位，也使孙中山意识到留学生的革命态度、思想水平确非会党分子可比，完全可以担当革命重任。孙中山在布鲁塞尔顺利地成立了革命组织，并把相关经验推广到柏林、巴黎。
结束了欧洲的活动后，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从法国东返，并于7月初抵达新加坡海域，约见了新加坡革命志士陈楚楠等人。
事实上，在日本的革命派人士也非常期盼孙中山来日整合革命队伍。据载，1904年底东渡日本的黄兴、宋教仁等“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中坚”。而程家柽则“力阻之”，并谓“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因此，组建革命政党已经水到渠成。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横滨。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联盟首次正式形成。
1905年8月20日，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讨论修改并通过了由孙中山主持，黄兴、陈天华等8人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程》，其中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至此，这16字誓词以条文形式确立为民主革命党的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