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8-08
中国自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贾平凹的《腊月·正月》 、 《浮躁》 ，蒋子龙的《开拓者》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 、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 、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 、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 、《鸡窝洼的人家》等。 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 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则开始展现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编辑本段思想困局
所谓“改革文学”，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比之“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等，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已成为历史———使命与野心达成，意义归于历史。 1979年前后，得意识形态的长期倚重，文字的分量一直很重（或者叫文学的分量），在那个时候，它意味着能“说话”，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敏感的作家们站出来发言了。 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先声，一般文学史上称之为“改革文学”的写作拉开了序幕。之后，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 、张洁《沉重的翅膀》 、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 ，柯云路的《新星》等小说发表，影视再发力，“改革文学”引起哄动，自不待言。 “改革文学”的路数基本一致：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但是英明的主
《平凡的世界》
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小说对“胜利”基本上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热情。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情绪，基本吻合。 应前文所说，文学也充当了判断责任的角色，它认定官僚主义应该对社会挫败负上主要责任，它热烈拥护行政资源的再分配。当然，也可以理解，狂喜与谨慎是政策解冻下的本能反应。 “改革文学”在创作手法上，无疑也受这种基本判断的左右，仍然是大众文学的路子，比如打造乔厂长、李向南等典型人物时，注意插科打诨，并突出了他们的英明果断，处理不合作、捣蛋人士时，仍然有脸谱化的毛病。他们小心地不脱离群众，谨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令，有选择地批判过去。由整体用词布局来看，“改革文学”的写作者仍然偏爱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有些文史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应该说，“改革文学”，其思维方式是陈旧的，但其所含的“希望”是新鲜大胆的，尽管这种希望仍然由乐观历史进化论所催生，但它至少表明了与过去决裂的勇气与决心，它能安慰那些劫后余生的心灵，它对官僚制度的批判也不无道理，它为打破体制僵局营造了强大而积极的舆论。“改革文学”的作者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当得起勇士的称号。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体制改革仍就需要探索，但最起码，它已不再需要由文学来引路或突围。情绪让步、理性登场———这对社会文明的进程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
改革小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全面铺开后，逐渐减掉了它的锐气，作家们开始比较平和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生活状况，改革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社会变革并未从此停止，因而这类题材的创作仍然不时出现，如远山、纯辉合作的中篇小说《反水》就是是一部反映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作品。
改革文学--《沉重的翅膀》
小说通过原附属“海峡集团”的“卓越公司”董事长凌锐在接管整个集团，出任总经理职务后，为了考虑集团的全局利益而损及自己一手建立的“卓越公司”，并因此与原来配合默契、亲如兄弟的助手欧阳凯及其他伙伴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最后双方分崩离析的过程，反映出当前改革问题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在小说最后，经过艰难的整合，原来机构臃肿的“海峡集团”终于上了轨道，凌锐也如愿以偿步入政界，升任团省委书记；欧阳凯则在“反水”（脱离集团）后，成为“二十一世纪电脑公司”的总经理，带领一班弟兄使事业蒸蒸日上。所有人似乎都万事如意，但凌锐与欧阳凯之间的友谊却就此终结，而且两个人似乎也并无遗憾。新的经济组合使他们各自有了新的“朋友”，但读者却不禁为这种友谊的变迁而感到失落。另外，结尾交待了一个新的消息：欧阳的公司也有人“反水”了！离开的人正是当年坚决拥护欧阳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这看似无意的一笔，却显然暗示出在新的经济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用“信誉”、“友谊”等传统道德约束，“利益”的比重才是决定一切关系的法码。 在这篇小说中，改革主要阻力已经不再来自传统的保守派，而是同样积极参加这场改革的新人物们，因从不同角度考虑利益问题而产生了种种矛盾。这里已经很难简单地判别善与恶、正义与卑下，而只能在纷繁的快节奏中，见出人们复杂多样的思考与心态。 另外，陆天明发表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也是一部反映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作品，小说因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这一方面说明“反腐倡廉”口号的深入民心，另一方面也证明高科技媒体在当下社会的强大魅力。
发展史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改革文学”曾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随着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城市开始经济改革，“改革文学”也应运而生。1983至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在社会上颇为轰动。 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端，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出现了类似“乔厂长”的“开拓者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 （焦祖尧）、 《祸起萧墙》 （水运宪）、 《三千万》 （柯云路）等等。还有一些作家对种种社会弊端予以批判和揭露，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这一类的代表。高晓声的视角比较独特，他一直关注着普通农民在新时代的变化。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都是农村的小人物，作者为他们生活上的改善而欣慰，也对他们思想上因袭的落后的东西给予温情的嘲讽。 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 （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 （张贤亮）、《新星》（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 （矫健）、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秋天的愤怒》 （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 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在题材、视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作为一种新思潮、新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但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层出不穷。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