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衣钵顾准，乃钻研中国古诗词的大家学者。她的研习范围极广，从古之诗经至清之诗词，基本网尽了中国传统韵文的内容。
这本书讲清词，以先生在新加坡国大中文系《韵文选读》讲稿为蓝本编撰而成。对于清词我了解不多，大约似我们这样的诗词门外汉，读诗则为唐诗，读词则为宋词，恍若一种错觉，以为除宋之外，哪里还有更好的妙词？词就是宋词。
这当然是不对的。当然也有例外，因为有清一代，纳兰性德的词似乎并不容易错过。在我贫瘠的知识中，若要说对清词还有些许印象，都是纳兰性德之功。然而本书并未包含，对此，叶先生在书中序言也表达过遗憾。
休提这些闲话，我以为还是摘录笔记更重要。
叶先生认为清词在文学历史上，是词这种文学体式的复兴时代。盖因为宋之后的元明，流行的是散曲、杂剧和传奇。
叶先生云：
元明是曲盛行的时代，即使有些文人也写词，却受到曲这种文学风格的影响，因而同样追求的是明白晓畅，故“失去了词的深隐曲折言外之意的美学标准”。那为何到了清朝又回归了词风格的正溯呢？盖因为汉人被异族征伐饱尝了破国亡家的沉痛。在异族人的高压下，许多文字与情绪是不能直抒胸襟的，而那种亡痛的悲哀与沉郁，也扩大了词的内涵，增加了词的重量。
恕我孤陋寡闻，我并不曾听闻过李雯其名。书中说李雯乃江南华亭即今上海人。华亭在古时有一个别名叫云间。他与陈子龙、宋徵舆齐名，号称“云间三子”。明败亡时，李雯沦陷在北京，无奈之下投了清。为了活命骨头软了，但内心是痛苦的，自己内心的道德也不容忍自己，故而在顺治四年就郁郁而终。
叶先生讲词，并不一味分析词章，单纯就文本去讲，而是要讲史，毕竟一个人的写作，若是有感情而发，定然与他的遭遇，当下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的。所以文学与史学并不能彻底割裂开。当然，一些千古文章超越了历史界限，此又另当别论。即使如此，适度了解作品的产生背景，始终更容易让读者引起共鸣。例如陶渊明的《饮酒》，就得结合魏晋风度与陶渊明个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结合起来看。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中秋》，若不了解苏轼苏辙两兄弟笃深的感情，以及苏东坡本人坎坷的仕途，理解词的况味始终就会隔一层。
书中选入的《风流子》，就是李雯降清后在国破家灭与屈辱投敌的悲痛沉郁中写就的。
大师们讲诗词，大约因其学术素养的深厚与广博，常常会放开了讲，旁征博引，不会局限于一隅，读来就别有滋味。例如叶先生在讲解《风流子》的第一句“谁教春去也？”就衍生出好大一篇文章。她写道：
讲诗就需得这样放开了讲，从诗意诗境去欣赏，从文字的趣味去品尝，也要从文字的渊源去追溯。不是卖弄学问，而是让诗评变得更有趣味更加隽永，意味深长。
词与曲不同，诗与词也大相径庭，书中评道：
叶嘉莹认为“李商隐是中国诗人里边最有词人美感特质的一个诗人”。这是作者在以词为核心评价诗，正如之前以词为核心评价曲一般。
欣赏中国古诗词，第一层浅显的读法，是欣赏文字的美以及如音乐般的韵律，第二层深入的读法，则是欣赏诗词的境界，企图去寻找那种不可言说之美，第三层的最高境界，则是要从文化的传统，去读出诗词的言外之意。例如叶嘉莹先生评“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就分析词人为何要说是池塘？是为了押韵吗？叶先生认为不是：
这里解释了“池塘”即寓意着杨柳，而杨柳是春天的代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池塘”，包括后面的“留下长杨紫陌”中的“紫陌”，并非指的是宽阔的道路，而是指京城的道路。书中写道：
这样读词真正是深沉隽永啊。倘若不知道这些文化，这几句词不过是常规的景色描写，一旦与文化接轨，这些景色就成了内心情感的一种寄托，也是文化的一种符号，那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味道瞬间就迸发出来了。倘若是同时代人对词的阅读，有此相同悲凉，词的况味不就正好击中他们的内心了吗？这种解读并非学究似的一位考据，而是用文化用内心去贴近词，贴近词人。可以说，是一种视为知音的阅读。——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是如此啊！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在有清一代，以诗名著称，脍炙人口的《圆圆曲》就是梅村的名篇。叶先生认为：“吴伟业是另外一个经过了明清之际国破家亡、易代鼎革的作者。”吴梅村的才华天赋极高，但与李雯、王夫之的风格却不相同。
为何吴伟业的风格会不同呢？叶先生告诫说：“你们要把历史跟文学都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看，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书本上死死板板的文字。”诚哉斯言，真是大师才能讲出的箴言啊。若我年少时，能得如此大师之春风化雨，可能造就会截然不同。因为她不是死板的教学，是把文学尤其是诗词韵文弄通透了，而且横向地把各种问题，东西方比较文学，纵向地把中国古文韵文历史都通晓了，并提炼成自己的体系后，再反哺给学生的经验心得。
接下来的部分，叶先生就是在讲史了，讲的吴伟业的生平，尤其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他弱冠之年即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得崇祯皇帝的圣评：“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并亲自让吴伟业回故乡完婚，特赐金莲宝烛与冠带。正可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风流。明亡后，吴伟业十年不出仕，却被居不同心思之人推荐给清朝廷。吴本拒此请，却怕老父老母飞来横祸，无奈仕清。后借伯母张氏去世，因伯父无子，而过继给伯父为嗣子，从而得以寻找到受制的籍口告假返乡，从此不再出仕。
阅读吴伟业的诗词，就得了解他的生平，如此才能读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叶先生评论李雯、陈子龙的词乃小令，这类词篇幅往往短小，所写题材也多为伤春美女之类，这是衣钵《花间词》的传统。苏东坡以及辛弃疾等人改革了《花间词》的传统，变成了 诗人的词 ，在词中抒写了自己的思想、志意、怀抱等。可以说，这种豪迈派的词格局变得更开阔，是为长调。如东坡、稼轩等人，写这样的词时往往用了诗的眼光及手段写词，因此把自己的学问、思想都融入到词中，这也导致了这一派的词常常蕴含诸多典故。若是不知这些典故，就无法体会更深层的含义，甚至会有味同嚼蜡之感。例如读吴伟业这首《贺新郎 病中有感》，若无叶嘉莹先生的点评，我们或许能读到他的郁结，他的悲苦，但如不知道他用到的典故，词的意味至少损失了一半。
例如词中的“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说的就是汉朝的龚胜。叶先生写道：
下半首的“艾灸眉头瓜喷鼻”也是一个典故。《隋书》记载，有一人名麦铁杖，“辽东之役，请为前锋，顾谓医者吴景贤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炙额，瓜蒂喷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
陈维崧的父辈与李雯诸人算是同辈，其父陈慧贞乃明末复社重要成语，与当时桐城的方以智、商丘的侯方域与如皋的冒襄并称明末四公子。陈慧贞在明末时就因攻击宦官而入狱，后侥幸被释放，最后在南明灭亡后隐居不仕，于顺治十三年病死。所以陈维崧也是经历了从繁华富贵到家道中落的历程。
叶嘉莹先生认为陈维崧的词“气魄大，笔力遒，可惜微欠沉郁”。这一段对文风的评价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的：
陈维崧的小令也能写得雄伟有气势，这是不容易的，例如：
在陈维崧自己编的《今词苑 . 序》中说：“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所以他的小令能做到如此雄浑，也是有意为之，拓宽了词的境界与规习。换言之，他讲究的是气势，然后笔随气势而走，如张旭之狂草，行笔之时，并不受词令的约束，汪洋恣肆。我喜欢这首小令的最后一句“黄叶中原走”。叶嘉莹解释词句说：“黄叶就是落叶，落叶被风吹得满地回旋。这表示什么呢？这首表示我们中国大地上盛衰兴亡的战乱历来都不断，所以他用黄叶中原走的形象，形容国家动荡。”
这一讲尤其精彩，或许也是因为朱彝尊的词写得太妙，触发了叶嘉莹先生自己的诗情。朱彝尊是浙西诗派的代表，生于明思宗崇祯二年，少逢丧乱，清人入关后，他未参加清朝的考试。至康熙中才应博学鸿词科，作了翰林院的检讨，负责为皇帝写起居注，还充当日讲官。朱彝尊学问很高，所谓“淹贯经史，出入百家”。他的词风格多异，书中介绍的却是他的一首爱情词。
朱彝尊写的许多爱情词讲的其实都是自身感受，是他和他小姨之间的爱情。由于这段爱情不合乎伦理道德的事，因此这些爱情词写得非常隐曲、非常的委婉。
叶先生选讲的这首词为《桂殿秋》：
书中提及：“丁绍仪说朱彝尊的这首词写得好，因为他写得很朦胧，许多情意都没有明说。”叶先生又认为这首词之所以好，关键还是这两句“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写得好，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认为这两句“蕴含了许多言外的潜能”。例如词中的“ 共眠”二字给人一种暗示，使人想到同床共枕，真正爱情的事实。然后在句子后面写的却是“听秋雨”。说明他们没有睡觉，而是不能成眠。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相反的转折，也是作者很幽微的隐意。
仔细想一想，这二句的意境很美，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其后诸讲，除《第六讲 张惠言》因有专门篇章介绍，我也会有专门的读书笔记记载，其余内容叶先生讲得快，我读得也快，就没有再做笔记了。这里就列出各讲的标题，算是对这篇笔记的一个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