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16
作者简介：杨联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抒情倾向》（1996）、《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03）、《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2016）等著作。《浪漫的中国》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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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四十年代延安文学以来的直接受政治领导和规范的革命文学称为“当代主流文学”（2）的话，孙犁因其出身于工农兵、成长于解放区，向来是被作为主流文学中“正宗”的一派作家看待的。因而他一生的命运比起同时代大多数作家都显得平顺。然而，几十年来，无论是孙犁本人的精神方式还是主流文化的评价与态度，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他与“主流”在貌似一体关系中的不协调与不愉快，因而具有某种边缘性，“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3）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一生基本固守独立的个性、极少随声附和、因而并不怎么“紧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作品所热衷表现的温情，总是更接近革命文化一贯排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而并未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真正的推崇。
孙犁是当代作家中极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都接受的作家，也是革命作家中少有的艺术生命能超越“解放区”和主流政治文化、并能在新时期继续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家。（4）这既是孙犁的幸运，然而庶几也正是他的不幸。艺术论者常常仅仅从“风格”的角度评价孙犁小说的诗意抒情与单纯优美个性，而并不在意他这个风格的形成其实是有着审美选择之外的文化原因；政治功利论者则常常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批评孙犁小说对政治“主旋律”表现的不力。而无论从“政治”或“艺术”哪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