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0
第二讲：贤良进卷
据史料记载,这次应举的人非常多,有三十三位,结果大宰第相韩琦发话了,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谦虚,有二苏在此,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竞争!这话一传开,多数人都退去了。当然二苏要面临的第二步依然很艰巨,就是所谓“秘阁六良贤论”。据说,秘阁考试原定在八月举行,但八月份苏辙不巧生了病,又是大宰相韩琦做主,把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到九月再考。因为他觉得苏轼、苏辙只要有一个不能参加,朝廷举行这个考试就没什么意思。
嘉祐六年的“制科”考官和上面提到的相关人物中,胡宿(996—1067)最为年长,他在文学方面被视为“西昆体”的后续人物。其次就是荐举二苏的欧阳修(1007-1072)和杨畋(1007—1062),考官王畴(1007-1065)、范镇(1008-1088)和宰相韩琦(1008-1075)大抵与之同龄,吴奎(1011-1068)和蔡襄(1012-1067)略小,但可以算同一代人,其中韩琦、欧阳修、蔡襄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到嘉祐年间已为名公巨卿,韩琦掌握着北宋朝廷的决策大权,而欧、蔡可谓文学艺术上的一代宗师。另外还有三位更年轻的官员,就是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和沈遘(1025-1067)。这沈最年轻,但去世甚早,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旧党争”的领袖,他们应该算另一代人。嘉祐年间的他们已在士林享有盛誉,朝廷委任其为考官,说明他们的能力和见解已获重视,而他们也明确地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意见,决不含糊。颇具意味的是,在看待苏辙对策的问题上,此二人的态度已截然相反。从西蜀偏远之地来到首都的苏氏兄弟,所面对的前辈先达,或者说对二苏的学业加以评判裁断的,主要就是这两代人:当年的“庆历士大夫”和将来的“党争”领袖。
欧阳修将“复古”价值观与日常性相融合以避免与世俗冲突的思路,虽被二苏所继承,但并未被介于其间的王安石一代人所认可,后者希望的是以更鲜明的姿态坚持“复古”价值观,树立为唯一正确的最高原则,而不惮与世俗激烈冲突。司马光虽与王安石的具体主张不同,但原则至上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如此相同的思路和不同的主张,即将把北宋的士大夫社会撕裂成两半。
总之,二苏“贤良进卷”的内容,既有继承欧阳修等“庆历士大夫”主张的一面,也表现出与王安石等后来的“党争”领袖相似的某些诉求,但以前一方面为主。熙宁以降,面对王安石“变法”,二苏的所论所行,与早年的“进卷”所述见解有差异乃至矛盾之处,是由许多人事因素促成的变化。
第三讲：乌台诗案
苏轼一生有两次在杭州任职，熙宁年间是任通判，元祐年间是任知州。
但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是意义非凡的。江南城乡的风光,千姿百态的西湖,秀丽如画的吴山和惊心动魄的钱江潮,是造物对诗人的最好馈赠;苏轼也无负于这番馈赠,他为杭州的山水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使这些山水永远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从此改变了杭州的形象:这个钱粮盐布的都会因为苏轼而转变成艺术和美的栖息地,至今神韵流淌,风月无边。
以上的故事大抵都可靠,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好像只剩御史台的那几位御史是主张严惩苏轼的,别人都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把“乌台诗案”看作政治事件时,存世的史料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
第四讲：三咏赤壁
王永照概括苏子在黄州时期的写作特点：
一、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题材。比之任职时期,政治社会诗减少,个人抒情诗增多;
二、这时期创作的风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发展清旷简远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后岭海时期平淡自然风格过渡的消息;
三、在散文方面,任职时期以议论文(政论、史论)和记叙文为主,这时期则着重抒情性,注重于抒情与叙事、写景、说理的高度结合,出现了带有自觉创作意识的文学散文或文学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赋、随笔、题跋、书简等成就为高。
耕种自济、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这就是东坡居士在黄州的生活内容。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间,武陵岂必皆神仙。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苏轼诗集》卷三十)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文集，卷五十》）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前赤壁赋》）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久留也。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后赤壁赋》）
第六讲：王苏关系
苏轼登制科后初入仕途的任官制书，是王安石所起草；而王安石去世后，朝廷给予的第一份褒赠制书，则是苏轼所起草。
确实,从“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正谓其获得神宗信任而展开“相业”,马上就跳到“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仿佛还没展开就扬长而去,一代经纶真的如“浮云”一般。通常情况下,对一位刚刚去世的前朝宰相加以表彰,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强调其“相业”的成功,而《王安石赠太傅制》似乎恰恰就缺乏这一项内容。这一点当然无须讳言,苏轼确实没有也不可能赞美“新法”。而且,既然是在“元祐更化”的时代里即便王安石地下有知,也不会指望有这方面的赞美吧。
不妨说,学者型政治家以导师和能吏相统一的“宰相”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是比较自然的。然而,中国文化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实际情况,是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政治见解,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诸多流派,而且学术上的“新学”“洛学”“蜀学”“元祐学术”之称,与政界的“新党”“洛党”“蜀党”“元祐党人”等称呼具有相当程度的对应性,如果政治领袖真的既为能吏又要做导师,那无异于在政治控制的同时又加以思想控制。因此,导师和能吏的统一虽被推崇为“相业”的最高典范,但这样的“相业”是不是也会给社会文化带来负面作用,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由于政治领袖兼为导师的模式,是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明确表达的,所以苏轼把他反思的结果,写成了一篇与《虔州学记》针锋相对的文章,就是《南安军学记》。写作此文时苏轼已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三月四日。北宋的虔州和南安军是两个相邻的州级行政单位,现在都属于江西省赣州市。“学记”这类文章,是王安石比较擅长的,而苏轼一生只写过这一篇。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只须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王安石《新花》）
第八讲：元佑党争
苏轼通过积极沟通,把许多“敌人”变成了朋友,在艰难起伏的生涯中依然收获亲情、友情。当然他一生最珍贵的,是与苏辙的手足之情。无论在“新旧党争”还是在“元佑党争”中,苏辙都是他最坚定的一个支持者和依靠者,《宋史·苏辙传》有史官论赞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第九讲：唱和《千秋岁》
哲宗的统治使岭海之间充满了逐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贬谪文化”。而当时贬谪士人的极限，就是苏轼所到达的海南岛。
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
千秋岁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苏轼
批注：秦少游的词以婉约传世。而《千秋岁》作为元佑党争后被贬谪的心态缩影，被黄庭坚，孔平仲，李之仪，苏轼等苏门一派唱和。可以看到，苏子虽开一派豪放，其学生却仍然可以写的一手婉约，甚至成为婉约派的代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兼容并包。
第十讲：个体诗史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苏轼《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
综合来看,苏辙晚年记明日期的诗,呈现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展开过程,也有一部分隐喻着当时的政局,还有的作品直接批判了有关政策。在他的主观上,是继承《春秋》的笔削之法来进行诗体的书写,现在看来,也可以视为苏轼“个体诗史”的一种发展形态。苏辙一生都敬慕和追随兄长,在苏轼去世后,他非常孤独地坚持着苏轼的写作方式。这样的坚持长达十二年之久,使他拥有了一段非常特别的晚年生涯。他经历了苏轼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目睹了苏轼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体会着远远超过兄长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闹剧,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
一些读后：
1、《苏轼十讲》应该算是，六分学术四分平实的作品。跟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还是有区别的。《十讲》更注重主题下面对苏轼一生细节的阐释。也更着眼于苏轼作品的一些分析，包括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串联，所以更多了学术的味道。《苏东坡传》也有，但是，相对篇幅没有这么大。
2、《十讲》里单独提出来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梳理，这点倒是和《苏东坡传》有点像。不过这也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北宋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甚至算仁宗末期嘉佑初年苏轼登科开始，五朝，最大的事情不过是王安石变法，随之引来的党争。更别说苏轼和王安石相左，加上连续贬谪，王苏的关系演变，实际上也代表了党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大家的道德底线。徽宗之后，就是靖康。随之宋人南渡，再无北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