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9
【编者注：本文是裘法祖先生自传《写我自己》的节选，记录了裘老70多年前留学德国的经历。裘法祖是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教授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载，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主持编写医学教材40余本，2008年6月病逝于武汉。】
五、 在德国读博士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 “Rigoro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这在国内是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 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 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1945年12 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一项不很容易获得的荣誉。
1938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所拿到了博士生的课题，导师是世界著名的 病理学家Borst教授，具体指导老师是讲师Höra博士。研究的课题是“肥大性阑尾炎的 病理机制”。该研究所接收了一个成人拇指大的阑尾，不是肿瘤，也不是一般的炎症， 病理诊断不明，因而Borst教授认为是一种毒性较低的结核杆菌所致的病变，但没有证 据，必须要在标本里找到结核杆菌。我查阅了不少文献，也有类似的报道，但仅仅是一 种推测，没有证实。我就在病理研究所自己动手，将标本作了许多的切片，用不同的染 色方法，终于用Ziehl-Neelsen染色法找到了一条结核杆菌。诊断明确了，导师很高兴， 就要我写成论文，作为博士论文发表。实际上这是一个病例报道，可是工作量还是不少 的。当然，同现在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太简单了。但在70年前的时期，已经算是一篇博士论文了。
我的博士导师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为“国家顾问” (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较稳健，经常结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是一部经典著作，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 的指挥。Borst教授的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 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 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 像Borst教授，给他5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 给Borst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 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Borst教 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Borst教授5马克，Borst教授接受了， 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哪位同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5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高兴和赞扬。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不禁要失声大笑。Borst教授不幸于1946年因车 祸去世。1979年我去德国访问时，见到了Borst教授的儿子，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 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亲切接见。 过晋源的博士生课题是有关维生素C的作用，他的导师是维生素C的开拓者，叫 Stepp教授。过晋源每日喂养大鼠，非常辛苦。他的论文成绩获得“I”，而我的论文成 绩是“II”。相反的，国家考试我的成绩是“I”，而他的是“Ⅱ”。这样算来，我们两 人各有长短，实际是拉平了。
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我的大学毕业和博士学位证书上的名字是按德语拼音：Tjiu Fa-dsdu；回国后改为英语拼音：Chiu Fa-tsu；解放后一律按现代汉语拼音：Qiu Fa-zu。 我的生日也有了改动，当时我只知道我属虎，冬天出生。按中国老的习惯，生日都不记 年月日，只记生肖；出生后到第一个春节就是一岁，也就是生日，因此我算一算是在1915 年生；为了容易记住，我自己写了生日是1915年11月15日。回国后我问了父亲，他 查了年历本，我的真正生日是1914年12月6日，在德国所有证书上写的都错了。
我们在三年的临床医学学习时期，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同学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记 得有一次，大学生学生会组织一次去慕尼黑郊区一个温泉地区参观，晚上开会时我和过 晋源进入会场，大家喊着：欢迎日本人。当然，我非常不高兴，我鼓起勇气走上台阶说： 我们不是日本佬，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能够在慕尼黑大学留学!当时，会场一阵哑 然，接着是一阵掌声。今天，祖国强大了，富裕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只有我们老一辈的留学生才有这样的亲身体会!
六、开始我的外科生涯
1939年11月中旬，我和过晋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毕业了，并且获得了医学博士 学位。我们十分高兴，就在专供学生用餐的饭店里，晚上在地下室打保龄球的地方，开 了一次小小的庆祝会，邀请了6位在慕尼黑大学读工的同学，喝啤酒、吃小猪排。当时， 二战刚刚开始，德国的食品供应还很充裕，还没有实行配给制，所以大家还可以大吃一 顿，谈笑欢乐一直到深夜才兴尽告别。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去看了电影，在德国第一 次看电影，片名叫：Jud Süss(犹太人Süss)，是辱骂污蔑犹太人的影片。我们又作了一 次旅行，到了柏林、Nürnberg(审判二战战犯的城市，我还拜访了名画家Dürer的坟墓)、 Leipzig和Dresden四个名城，回到慕尼黑已经12月中旬了。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思 考，毕业后专哪门医学专业。过晋源已决定做内科医生，我考虑再三决定做外科医生。 我的解剖学底子很扎实，我的博士论文又是病理学方面的，由解剖到病理，再由病理到 外科，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我选择了当时最大的市立Schwabing医院，有2000多病床，设备齐全，又是慕尼 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在1939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鼓着勇气，带着毕业证书和 博士学位证书去见Schwabing医院的外科主任H．Bronner教授。Bronner教授很客气， 问了我一些问题，就同意我立即上班工作，但没有薪金，做所谓“志愿医生”
(Volontärarzt)。Schwabing医院的外科有6个病区，男女各一半，总的病床是300张， 在当时算是很大的外科了，而病种又很多。不方便的是离我的住处太远，每日早晨6点 半起床，要乘7站电车才能到达医院。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了半年之久。
德国大医院的各科主任都有自己直接支配的病房，称谓“私人病房”(Privatstation)， 都是单人间，设备较好。对这些病人的查房、诊治或手术的费用都归科主任所有。之所 以有这种的规定，为的是提高科主任的待遇，安心工作，不需要到院外去兼职或手术了。 医院还配给科主任一个助手，帮助处理对私人病人的诊疗工作；Bronner教授当时的助 手是Schmidt医生。外科手术的官方规定费用范围很宽，一个阑尾炎手术定价在500-5000 马克之间；科主任可以按病人的经济情况定出价格，可能是1000马克，也可能是5000 马克。这种制度到今天在德国还存在。
兼任了Bronner教授的私人助手后，我就受聘为慕尼黑市的正式职工了，月薪300 马克，加上Bronner教授私人给我100马克的补贴，我的经济情况很好了。我在医院里 有了一间住房，三餐饭是免费的，因此我就从旧居搬出来，房东女主人要哭了。同时我 就信告Humboldt基金会，谢退了每月150马克的奖学金。这是1941年7月的事情。 Bronner教授是很有名望的，他是著名外科学家Frey教授的弟子，而Frey教授又是 著名外科学家Sauerbruch的高足。因此，我也就有幸成为Sauerbruch-Frey-Bronner的传 人了。Bronner教授工作非常勤奋，治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每日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也跟着他一样勤奋，恪尽职守。记得有一次，我们快步从一个病区到另一个病区，忽 然他停了下来，说：走慢一些罢，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走入坟墓里；我们相对笑了。尽管 非常辛苦，但是我在他的指导下管理病人、做手术、值夜班，学到了不少技术和良好的医风。 Bronner教授对病人极端负责，关爱有加，是一个医德高尚的人。他不仅对科内的 医生要求很高，而且严以律己。每天早晨7点半他准时到科室参加晨会，听取六个大病区 主治医师的汇报。每星期二上午他带领全体外科医生到该院的病理解剖研究所参加死亡 病例尸体解剖的讨论，对上一个星期死亡病例诊断的正确性、手术的适应症进行严格的 审查。每星期四晚上全体医生必须参加新文献报告会，相互交流在过去一周内各自所 阅读的文献内容。他对下属医生非常严格，记得有一天一位年资较高的医生早晨上班前 喝了酒，呈微醉状态，他不但毫不留情地禁止该医生做手术，并立即辞退了他的职位。 他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在外科工作一年以后，才允许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术。在我做 第三个阑尾切除手术时，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忽然死去。尽管尸 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的问题，但Bronner教授以严肃的眼光对我说，“她（死者)是 一位四个孩子的妈妈。”65年前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教育着我， 鞭策着我，影响了我65年外科生涯中的作风和态度。
1943年德国开始溃败，慕尼黑不时遭到轰炸。记得有一天上午，Bronner教授做手 术(胃癌根治术)，我任第一助手。恰在此时响起警报声，美国飞机就在我们上空呼啸， 爆炸声不绝于耳。当时，我直觉地感到会有危险，便力劝Bronner教授暂停手术，连推 带拉地将手术台和病人拖出手术室。我们刚一离开，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那里，好险呀! 现在想起来还冷汗直冒。鉴于这种情况，医院建造了一套地下手术室，钢筋混凝土墙壁 厚达2米，设备十分齐全。我们在里面日夜手术，遇到轰炸时，能感受到手术室在地下 深处晃动，像一条船在水里摇摆一样。由于建筑十分坚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我在医院里工作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主要是我绝对不谈政 治，只是埋头苦干，经常代他们值夜班，也从不休假。他们需要我工作，而我又需要尽 快尽多地学习到本领。我和大多数德国同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只有一个外科医生名叫 Hess，是SS(Schutzstaffel，党卫军)例外。他竟向医院领导提出，不许我检查德国女病人，幸而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把他顶了回去，使我度过了这个难关。还有一次晚上， 我和我的德国妻子(当时她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生)到慕尼黑市政厅附近一个咖啡馆 喝咖啡；由于德国政府特别照顾中国人，每月配给大米数斤，我就请我妻子代购，给了 她粮票和钱，这个动作被秘密警察钉住了。当时德国已呈战败迹象，夜间实行灯火管制。 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从黑暗中突然伸来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右肩，并向我出示他的证件： 秘密警察。我大吃一惊，即出示了我的证件：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第二天，又来人调查，这一次又是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保护了我，我仍然平安无事。以后，我便非常小 心，不再和我的妻子公开在街上一起行走或乘车了。
希特勒的口号是只有雅利安种的德国人才是优秀的民族。他极力排斥犹太人，犹太 人是劣种人。我亲眼看到不少现象，听到不少消息：慕尼黑的所有商店，包括食品店， 玻璃大门上都贴有一张黄色纸条“犹太人禁止进入”(Jud eintritt verboten)，我在Frauenlob 街的住房大门右侧，一爿小小面包店也贴有一张同样的纸条。有一天，我的妻子走在公 园里，一位犹太老妇人低声问我的妻子：姑娘，可否请您给我在电话亭里打个电话，当 然我妻子同意了，这是连电话亭也禁止犹太人进去。在慕尼黑市政厅附近的一家犹太人 经营的很大百货公司，一个夜里就被SS抢劫一空。我看到走在街上的犹太人，大都是 贫困的、没有预先逃离德国的，在衣襟上都有一个园形黄色标记“厂(犹太人)。二战 开始的一、二年，我经常看到列队行进的“义务劳动”(Arbeitsdienst)青年人，肩上托着铲把，唱着“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去打英国，„„”(wir fahren，wir fahren,wir fahren
gegen England„„”。二战结束的前二年我经常听到一首流行歌曲，叫做"Lili Marleen"，唱 的是一个在军营大门口路灯下站岗的德国兵想起他情人的歌词，这首歌流行得很快，军 队里的士兵都唱起来了，大大降低了德国军队的士气，曾一度被禁唱。这些点滴情况， 都是我亲自看到的、听到的。1942-1943年，德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开始呈崩溃现象，我耳闻在慕尼黑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件是希特勒在Bürger啤酒厅作报告，听者人山人海，在他离开会场后的片刻突然发生定时爆炸，死伤了不少人。那次谋杀希特勒没有成功。另一件是慕尼黑大学的二个大学生，Scholl兄妹，与几位教授和同班同学建立了一个反纳粹的“白 玫瑰”组织。Scholl兄妹在慕尼黑大学大楼屋顶上散发反希特勒传单，被SS抓住了， 很快Scholl兄妹和几位教授被绞死了。对这些事件我绝对不闻、不问、不说。我只是一 心一意作好我的外科工作，这样来保护我妻子和我自己。
1944年初，慕尼黑己日夜受到空袭，德国的地面高射炮已失去效力，没有还击的能 力，后来就连警报系统也失效不灵了，只能由青年队员骑着自行车，边吹哨子边叫喊， Alarm！Alarm!要人们进入防空地道。每次轰炸后都有大批受伤百姓涌入医院。医院床位 己远远不够，受伤者都躺在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决定一分为二搬迁到离慕尼黑较 近的两个小城，一处在Brannenburg，一处在Bad Tölz，每处有病床200张，以外科为 主；我被任命为Oberarzt(相当于副主任医师)派到Bad Toelz主持外科日常工作，而Bronner教授则每两个星期来几天，查病房并做手术。每周有一批病人自慕尼黑转来Bad Toelz治疗，另有一批病人治愈后转回慕尼黑。就这样，我又工作了两年(1944—1945年)。 应该肯定，60年前德国外科手术是比较先进的，培养的外科医生技术也比较全面。由于 当时外科尚未分成不同专科，所以德国大学教学医院外科医生都能掌握从头到脚的常见 手术。大学教学医院的病种多，手术机会多。我经常每日要做两台大手术，学到了不少 技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方面来看，我是幸运的。
《写我自己》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