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8-05-18
战国末年，秦胜楚亡的结局给历史提出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史家们论及秦胜楚亡的原因，一般都以为秦具备了统一六国的主客观条件，是大势所趋，如荀子就评论道：“故（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从秦来说，这是有道理的。但胜与败是双方的，仅考察胜者胜之原因，而不探究败者败之原因，显然无益于认识和总结历史。
楚国历来强盛，“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先秦时期，楚夏对称，以区分夏夷两大阵营。秦是后起之国，当它逐步削弱中原诸国后，战国后期纵横家还是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楚国历史悠久、国势长盛不衰、疆土辽阔，竟和中原诸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足以令人深思和探索的。
当然，败因是多方面的，但楚国末年政治的失误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笔者试图从这方面作些探索，以求对楚国败亡这一对楚国来说是悲剧的结局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析。
“政不移”， 拒革新
楚人立国后，实行的是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王室专制政体。这一政体对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扩展争霸，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对内也避免了政权下移或旁落，有利于楚国长期的政治稳定。但是，“物质生活的生长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春秋末期，楚国和中原诸国一样，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新型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日益成长起来，楚国的政权形式却并未有所变革，保证王权强固的公子执政、贵族执政，交织嬗替，终未突破原有的王室专制模式，这样就越来越守旧，抑制新生力量的发展。
如早在楚康王时，令尹子南的亲信观起，“未得禄，而有马数十乘”，另一令尹艸为子冯的亲信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结果子南被杀，观起被车裂，艸为子冯被迫辞退了那八个亲信，开王室直接屠杀和贬抑新生力量之先声。入战国后，楚声王被“盗”杀，“国人”立其子楚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斗争何等激烈。楚悼王即位后，任用异邦人吴起大举革新，楚国政局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旧贵族竟残酷地射杀了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夭折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鞅而富强”，吴起被害对楚国的历史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从此，王室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王、顷襄王时，出身屈氏大族的屈原，仅因主张对内革新，对外反对亲秦，与王室意见相左，竟亦遭到无情的打击，使这位抱负远大、才华横溢的伟大革新者和诗人，失望地自沉汨罗江。至顷襄王后期，秦已大举东进与南下，兵锋所至，咄咄逼人，顷襄王仍“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庄王之后庄辛一针见血地指出“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请避国外。不久，楚果然国破城亡，流亡至陈。顷襄王穷途末路，有些后悔，又请教庄辛。庄辛以“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的道理，鼓励顷襄王振作起来：“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顷襄王听后有所触动，徒陈初几年，果然振作了起来，整顿兵力，进行反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好色，不使风议”之君，闭目塞听，不思整顿革新，东北保于陈，歌舞升平，了却一生。
顷襄王死，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虽名相国，实楚王也”，大权在握，虽对外战争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茸宫室，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末年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一蹶不振地滑下去，被动挨打，终至灭亡。楚国政治的守旧，当然非始楚国末年，而是早在春秋末就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破坏和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的寓言予以讽喻：“时已徙矣，而政不移，楚之为政者，有似于此。”可谓讽喻深刻，入木三分。
楚国末年政治守旧，还带来另一个致命弊病：既抑制本国人才，又排斥外来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他国所不及的。但楚国不珍惜人才也是有名的。如早在楚共王时，申公巫臣就外逃晋国教吴攻楚，苗贲皇又流亡在晋，为晋出谋画策，在鄢陵之战中大败楚国，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之说。入战国后，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被杀，国人屈原力图革新被贬，是战国时期迫害人才的最典型事例。楚国末年，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楚人李斯流居于秦，成为秦王政的座上客与重臣。与此相反，李斯之师荀子来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冷落一旁，春申君死即废。学生在秦居相，其师在楚闲居着述，何其鲜明对比！这在当时秦楚激烈相争急需用人的情况下，不能不是楚国政治上一大失策。
政治上的守旧与贪图享受，与沉缅于酒色是相伴在一起的。张仪诈楚怀王之所以得逞，重要原因之一是利用楚怀王宠夫人郑袖，又想得到“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这一弱点与奢求。顷襄王身负国耻父辱，竟还“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的春申君，公然要“舍人”李园进幸其女弟，有身后又进幸考烈王，尽管打着为楚王续后的幌子，却难以遮盖君臣奢淫的丑态。更有甚者，春申君数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珠履”，使得赵国使者怒而自愧不如其华美。楚国末年历代君臣，越来越腐朽奢侈，正是其政治没落性、腐朽性的充分暴露。楚国以开放进取的博大精神，创建了一代大国强国的光辉形象，至末年，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看来古人说的变则通、变则强，确实是闪烁着历史唯物辨证法的光辉的，秦楚相争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弱县郡，强封君
根据古文献记载， 楚国在中国古代最早创建县制。如《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与那处，使阎敖尹之。”此时为公元前六七六年(楚文王十四年)，是追述楚武王之事，当在公元前八世纪。《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可见楚武、文王时，冲破封邑旧俗，灭国为县，是当时政治上的革新。其后历代也大都执行灭国为县政策，遍布楚国各地。入战国后，为了适应战争和管理边境地区的需要，楚国也始设郡。如在与秦交界中设立了汉中郡、巫郡、黔中郡等。县、郡的设立，是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制的基础枣封邑制的否定和突破，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一，春秋时期楚国的县，先在楚国北境，后渐入中原各地，即是北通中原诸国的信息窗口，又成为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或重镇。如楚武王最早建立的权、那处，均在今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楚文王时建立的申，在今南阳北，紧联方城，成为楚国北上的重要战略要地，对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今息县，方城南淮水北，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国的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表现了楚人非凡的胆略与远见卓识。
其二，强化了中央集权，削弱了世袭贵族。县之长官(春秋时称县公、尹，战国后见于史料，又称县公、尹为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的。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
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牢牢地控制在楚王的手里。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楚国军队的一部分。如见于史料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当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出邓州往北往西，很多以申营为地名，与当年申之师频繁出征不无干系。
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这点从《左传•成公九年》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楚庄王服宋后，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楚康王时，司马艸为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国家直接从县邑中收取军赋，无疑地增辟了财源，大大地增强了国力。 武文成庄诸代，楚国饮马黄河，观兵周疆，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
楚国的郡则不发达，主要是在楚边界中应急而设，没有真正起到县郡两级制的作用。
从上可见，楚国的县制，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保证国家的强大和对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细寻县郡发展的线索时，却惊奇地发现，楚国并没有坚持和发展这一新生事物，反之，随着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随着兵挫地削、愈益不利于自己的生死存亡关头，却大力推行封君制，削弱县、郡制，强枝弱本，隳坏自己。
封君制源自西周以来的裂土封邑制，所不同的是在封邑的同时，又授以尊贵的君号。可见这已不是原来奴隶制封邑制了，而是在新的条件下，临土治民拥有特殊政治权力的新型贵族。楚国的封君，始自春秋中后期。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提到伍奢子伍尚为“棠君”。《释文》:“君或作尹。”既然冠以“君”的称号，与县的尹应是有区别的。《左传•哀公十八年》载，楚惠王时右司马子国(公子宁)因败巴师有功，被“封”于析(河南淅川西南)。右司马兼为封君，这显然已不是析尹(公)了。楚惠王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君主，封君很多，可见其时封君制已很盛行了。
公元前四二○年，楚悼王为“国人”立，任用吴起变法，决心对封君制作一整顿打击，结果事与愿违，吴起反被阳城君等所杀。从此，封君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封君制这一楚国肌体上的毒瘤，也就伴随着楚国的败亡而消亡。
与县制相反，楚国末年封君制对楚国政治经济和军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楚国末年又一严重政治失误。
其一，封君的封地大都在楚国腹地或战略要地，严重地削弱了楚国的征战能力。楚怀王时的鄂君启，封地在今鄂州。早在西周时，熊渠就兴兵至鄂，并封中子红为鄂王。其后楚国一直以鄂为别都。鄂地水陆交通方便，如屈原在《涉江》中写道：“乘鄂渚而反顾兮，矣欠秋冬之绪风。 ”西联江汉，东入江淮，南通沅湘，北结中原，战略地位很重要。鄂境内又有着名的冶铜基地，保证了楚王室铜器(包括兵器)的需要。
楚怀王把如此重要地方封给启，无异割掉自己一块心头肉，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又如楚考烈王时春申君的封地，先领淮北十二县，后又改封在江东。封淮北时，楚都在陈，故淮北南控江淮，北扼齐、韩、魏，是楚国的战略要地。过十五年，春申君以淮北地近于齐，战争激烈，又请改封于江东。不久，楚徙都寿春，江东又成为楚国的大后方，控制了楚国的经济、军事命脉，国家哪里还有能力去动员和组织力量去抵御强秦的进攻？春申君这时完全掌握了国家的命运，我存国存，我亡国亡，封君的实力竟膨胀到如此地步！楚国末年的其他一些封君，封地一般都在中原一带的战略要地或经济、文化发达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所以吴起变法中提出“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看来就是要把封君的封地，从腹地转向边远地区，强本弱枝，以利于国家组织力量，适应当时激烈战争的需要。
其二，封君世袭，在封地内拥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俨然一个独立王国，严重地削弱了国家的统一性和集中性。封君制从封邑制演化而来，当是世袭的。封君一般都是楚王宗亲和贵戚大族，世世袭传，“世世为侯”。
如顷襄王时阳陵君庄辛是楚庄王之后，考烈王时春申君黄歇，则为陆终之后，是古老的大族。这些出身在王族或大族的封君，是楚国统治集团中的特殊阶层，凭借其“亲亲”、“尊尊”的影响和声威，左右楚国政局，干预王室，甚至可以随时“代立当国”，夺取政权。封君，既有君号，又有封地，享有临土治民的权力。“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田也”，故封君俨然楚国国中之“国”，使楚国的政令、军令难以统一贯彻。楚国末年，春申君封江东后，役使臣民建仓、开渠，又“因城固吴墟，以自为都邑”。在封地内因袭吴都，自以为都邑，可见愈到后来，封君的权力也就愈益膨胀，故楚至其时实际已名存实亡，几乎成为春申君这位“封君”的天下。
其三，封君名贵位尊，奢侈腐朽，在统治阶级内部起着腐蚀剂作用，加速了楚国的崩溃与败亡进程。由于封君的诱惑力，除了宗亲贵族垂涎三尺外，就连受宠幸的庸碌之徒也投机钻营，不惜一切手段猎取封君的名位。如以色相侍奉楚王的坛，虽位尊禄厚，终不安，为谋求封君，乘宣王游云梦欢乐得意之机，哭诉道：“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宣王大喜，封为安陵君。《战国策•楚策》是记江乙为之谋的，南宋彪炳对此嗤之以鼻：“安陵君，妾妇也，江乙为之谋，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者？”而当封君一旦到手后，就身价百倍，百官侧目。
封君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购置私产，营造宫室，过着极其奢侈腐朽的生活。如鄂君启有一支庞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国境内畅通无阻，所得暴利，可想而知。江陵天星观一号墓枣邸阳君墓，仅北宣一处，就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等2500余件。春申君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其豪华，司马迁后来观之不由惊叹：“吾适楚，观春
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封君名尊位贵，其所作所为必然产生恶性的腐蚀剂作用，故至楚国末年，楚国统治集团已完全堕落沉沦，哪里还有力量去振兴图强。关于这点，破郢的秦将白起就说得很明白：“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末年的如此腐败政局，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封君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
楚国首创县制，朝气勃勃，国力日上；到战国时弱县制，强封君，则日趋没落，终至灭亡，这已被楚国兴亡的历程所证实。当然，战国行封君制当非楚国一国，如秦亦行封君制。但楚是在弱县制、弱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进行的，秦则是在强中央集权、强县制、行革新的条件下有限制地实行的，且秦是随封随夺，楚之封君则世袭相传，权势已极端膨胀，所带来的后果当然是不同的。
徙陈失误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白起拔郢后，楚徙都陈。对此，《史记•春申君列传》记朱英言、《史记•魏世家》记信陵君言，都是称赞的。他们称赞的理由，主要是两条：“秦逾绳隘之塞而攻楚，不便(不为)；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不敢)”。所谓“不便”，是指地理环境而言，即秦之东进，必越过广川大水，山林溪谷的随水右壤，以为此一带山高水险，会阻止秦的兵峰；所谓“不可”，是秦难以逾越韩、魏的军事屏障，不敢贸然进攻。其实，此纯属虚妄之谈，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随水右壤一带，地理条件固然不好，但秦其时已取鄢、郢，楚之固有的“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优越环境早已失去，秦国难道不能循着庄、灵、惠王北上灭陈之路线再去攻陈吗？而所谓不敢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实际上，两国早已无异于两具僵尸，毫无实力；韩、魏经长期与秦争战，或互相攻伐，其时兵挫地削，早已无力与秦争夺。如果秦国真的要经韩、魏攻楚，它们也会冷眼一旁无动于衷。韩、魏自身难保，哪里还有能力去抗秦援楚呢？亡郢后三年，即前二七五年，秦攻魏至大梁，韩来救，亦惨败，魏割温。秦不足，又攻围大梁，只是灭魏条件尚不具备，才收兵。前二七四年，秦又攻魏，取四城，斩首四万。前二七三年，魏竟与赵攻韩，韩只得向秦求救，白起等大败魏军于华阳(河南新郑北)之下，斩首十五万，乘胜取郑(河
南原阳西)、蔡阳(河南上蔡北)、长社(河南长葛东北)，并进围大梁，以期灭魏；“绝山东从(纵)亲之腰”，以示“天下腰断山东之脊”，燕、赵震恐，出兵往救，魏献南阳，秦才罢兵。随后秦即建立了南阳郡。韩、魏既服，秦即使白起与韩、魏攻楚。楚国在慌乱中只得派遣黄歇去秦“上书”，献所谓“危动燕赵，直摇齐楚”之计，因此计与秦的战略意图相符合，楚国才得化险为夷，度过了一场虚惊。过了三年，范睢至秦，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秦才暂时未攻楚，这才是楚亡之前，秦未大举攻楚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秦把楚看作一颗“死子”，暂搁置一旁，待时机成熟时再吃掉它。由此可见，楚之徙都陈，不仅无固守的条件可言，而且是自投虎口，随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故徙陈，并非明智之举，而是严重的失策。此为徙陈失误之一。
楚徙都陈后，必然全力东向，这样就远离自己“筚路蓝缕”开辟出的故土，力求在东土立足生根，而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自春秋末以后，楚吴长期争衡，吴越之地，楚并未在此有所建树，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入战国后，齐楚结怨，长期争夺泗上、淮北和东国之地。前二六一年(楚考烈王二年)，楚始攻鲁，至前二四九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楚终灭鲁，此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那是在齐国日益衰弱、秦则大举东进的空隙中取得的，不能说明楚之“复强”。此外，楚东来还面临吴、越后裔势力的骚扰，绝不会再出现楚初“甚得江汉间民和”的局面。故楚东北保于陈，只是暂时避免了秦的打击，并非长远之计。而在西翼，即楚之故土，郢破后，则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此，史料有如下记载：《史记•秦本纪》：“(昭王)二十七年，错攻楚。……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该年为前二八○年，黔中郡即被攻取。过三年，即前二七七年，《史记•楚世家》：“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故郢亡后，楚西翼军队经整顿扩充，当又一度收复了黔中郡等地。又次年，《史记•楚世家》：“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史记•秦本纪》：“楚人反我江南。”此“江旁十五邑”和“江南”究指何地，并未点明，但其时楚国企图再打回故土去，则是可以肯定的。
故任乃强称：“顷襄王还都郢，复有巫黔中故地。”当然，收复了郢，可能是一种判断，但郢亡后的三年中，西线上与秦的争夺是极其激烈的，也取得很大胜利，这是勿庸置疑的。可惜的是，由于楚已东向，满足于陈城的歌舞升平生活，对故土已不眷恋了，也就没有着力去与秦作长期艰苦的斗争，故从此西翼就销声匿迹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覆争夺的事件。应该指出，顷襄王在郢亡之前后，为配合与秦的争夺，曾采取了一项极有胆略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即派庄足乔率军渡沅水，沿今贵州西北一带至滇(云南昆明南)，以作策应。
上述三年中楚与秦的反覆争夺，与庄足乔的配合作战，是有一定关系的。由于楚争夺不力，执行“东北保与陈”的路线，庄足乔的战略行动也就成为泡影，其后随着楚国统治集团的东去，庄足乔也只得“以其众王滇”。显然，这是徙都陈失误的直接后果。楚国统治集团如果眷恋故土，重视西翼，立志恢复，楚国的局面当不会如后来那样被动挨打， 三徙其都，无立足之地。此徙陈失误这之二。
陈地处河、淮之间，是中国腹地，经济、文化一直比较发达，历来是中原各国争夺和楚国此上争霸的对象。从楚庄王灭陈至徙陈，楚已在此经营了一、二百年，成为“赋千乘”的“大城”。又加上此接韩、魏，颍、汝迁回其间，楚国统治集团以此为安全可靠，解除了思想警惕，尽情在此享受，不思图进。淮阳楚墓的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如淮阳马鞍冢墓已被认定为顷襄王墓，南北两家，气势宏大，车马坑内还出土车23辆。平粮台则是公共墓地，少数大墓有棺有椁，随葬品有铜、陶、玉器等。后又发掘一座车马坑，埋葬马24匹，车8辆。车的驾马匹数有1马、2马、4马之分。
可见楚国统治集团把陈城当郢都，昔日的奢侈豪华生活毫无收敛，哪里再有锐气去图强恢复？此为徙陈失误之三。
历史是无情的。楚国末年徙陈失误所造成的恶果是无法改变的。楚国统治者如果能坚持江沅澧一线。东联江东，西联黔滇，北结中原诸国抗秦，在后方又着力经营，是可以站稳足跟的，并可与秦作长期的对抗和周旋。秦随着战争的进展，内部矛盾也迅速激化。当它在与中原诸国争夺日趋疲惫时，南方之楚仍可崛起。这样，楚国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并非不可改写。
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
秦、楚同为蛮夷之国，长期联姻，结为盟国。入战国后，秦日益强大起来，已把楚国作为打击和吞灭的对象。特别是在楚怀王时期，楚先被秦大败于丹阳，后又大败于蓝田，楚怀王本人也被骗入秦，后客死于秦。这时，楚国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秦国的野心，如昭睢、屈原都及时发出“秦虎狼，不可信”的警告。屈原根据楚秦和列国形势变化的特点，还明确地提出“联齐抗秦”的路线。楚国执政者并未接受楚怀王客死于秦及连年败楚的教训，不去积极组织抗秦，反而继续执行亲秦的路线，终酿成郢都沦陷、逃亡至陈的悲剧。
徙陈后，楚国一度与秦展开激烈的争夺，失败后，又对秦寄予幻想，甚至想把祸水泼向邻国， 以求得生存。如前二七三年华阳之役后，秦联韩、魏准备大举国攻楚时，时任楚国左徙黄歇急忙到达秦国，向秦昭王“上书”。这封书洋洋洒洒，其要领不外是要秦与楚合(不攻楚)、楚则亲秦(实为降秦)，两国联合起来攻韩、魏，使韩、魏成为秦之“关内侯”，然后要秦攻齐之右壤，割断赵、燕与齐、楚的联系，以“危动燕赵，直摇齐楚”，一统天下。这简直是一封设降书，献策书和一张卖身契。秦昭王当然言听计从，“约亲与楚”。第二年，楚果使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与秦，又与秦、韩、魏一起北攻燕，投入了秦的怀抱。
秦稳住楚后，集中力量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攻魏、韩，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前二六三年，楚顷襄王死，质于秦的太子完，在黄歇的策划下，先后回楚，太子完继位，是为楚考烈王。考烈王以歇为相，封春申君。黄歇为继续讨秦的欢心，割州陵(湖北咸宁西北)与秦。其间，秦、赵大战与长平，楚乘机北攻鲁，取徐州。
从公元前二六二年至二六○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是战国末空前激烈的大战。赵是继齐、韩、魏衰落之后崛起的强国，对秦的兼并各国的战略起着有力的遏制作用。故秦全力以赴，与赵军在长平对峙达三年之久。赵国由于用人不当，终于失败，四十多万降卒被坑杀，实力几乎消耗殆尽。前二五九年，秦乘胜围攻赵都邯郸，各国震恐。在这关系到赵、楚及中原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赵国只得派出使者到魏、楚求救。魏信陵君窃符救赵，起了巨大作用。与此相反，尽管赵平原君对楚考烈王言合纵之利，终不决。毛遂按剑数之曰：“今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而白起一战鄢郢，再战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赵之所羞，而王不知恶焉。合纵为楚，非为赵也。”考烈王才命黄歇出兵相救。
据毛遂的说法，当时只有楚国最强，为中原国家所依托， 可它已惧秦太深，当战火即将烧到自己家门口时，还是害怕出击，为人耻笑。邯郸之围解，是赵、魏、楚联合(合纵)作战的重大胜利。
应该说，这时中原战场上已出现了转机，但各国并未因此联合起来，继续抗秦自救，反而相互挞伐，或内部相残，给秦以各个击破之机。前二四六年，秦王政即位，进一步加快了吞灭六国的步伐。特别是秦取魏地建东郡，使秦国本土与齐境相接，“山东从(纵)亲之腰”即断，各国又惊恐起来，才又出现了楚、赵、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之举(公元前二四一年)。
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举楚王为纵长。实际上，黄歇主持其事。但黄歇不出力，这次战国未最后一次合纵也就失败了。黄歇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与享受，一方面迁都于寿春，一方面在吴地役使臣民，大建宫室。楚徙都寿春后，只有江东弹丸之地，实际上已无力再去与秦较量了。
徙都陈，本来是应该积极联山东诸国抗秦，而实际上则是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统治集团政治上的守旧虚弱，对外斗争也必然软弱妥协，这也是楚国败亡留下的历史教训之一。
综观楚国历史，春秋时代，特别是武、文、成、穆、庄几代，广用人才，师夏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欣欣向上的。之后艸为掩书土田、吴起变法等也是极有创见性的变革，宣、威也一度图治复强，但可惜的是这种革新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不能不是楚国历史中一大悲剧。如果探索秦胜楚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应是秦胜就胜在不断革新进取，在政治上充满了生机活力，终后来居上；楚败就败在老大自居，战国后重守不重进，求安不思危，终由强变弱，以一个物质文化先进发达的国家，而败在发迹与黄土高原、物质文化远落后与楚国的后进的秦国脚下。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分析历史上国家之间斗争(战争)的胜与败，除了观察其经济因素外，政治上的正确与失误，在关键时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楚国败亡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