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宫保鸡丁”,一道闻名遐迩的中华传统名菜。选以新鲜鸡脯肉为主料,佐以花生米、黄瓜、辣椒等烹制而成,香辣味浓、肉质滑脆。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埠,举凡餐馆食肆,皆为必备菜肴。这“宫保”二字,还常常被误写为“宫爆”,实为谬传。提起此菜由来,须从山东济南府讲起: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第七子朱榑受封齐王,就藩济南,于城南建齐王府。至大清朝,此处成为山东巡抚衙署,府中各处,仍沿袭旧名,其中二堂与上房分界之处,叫做“宫门口”。因此,“宫保”一词,几乎成为山东巡抚专用的别称。虽然朝廷恩赏的“太子少保”亦可称为“宫保”,但总不如山东巡抚来得贴切。同治初年,素有“清刚勤敏”之誉的名臣丁宝桢,经曾国藩、阎敬铭保举,由山东按察使升任巡抚。案牍之余,他将鲁菜中的“酱爆鸡丁”与家乡贵州的“辣子鸡丁”相结合,改良发扬而形成了一道新菜式,引来交口称赞,人皆以“宫保鸡丁”名之,流传至今。
(二)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乡人。五岁启蒙,读《周易》、《诗经》,八岁时,即有《风筝》诗传世:“忽地因风起,高明仰太空。纸鸢频作伴,画虎俨称雄”。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因母丧,回乡丁忧。期间恰逢苗民与白莲教举事,席卷黔境,经贵州巡抚蒋霨远“奏留”,朝廷特旨授丁宝桢为翰林院编修,留军效命。丁宝桢遂变卖家产,召募乡勇参与镇压,一度募兵至四千人,先后收复平越(今福泉县)、独山等数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攻略湖南,全湘震动,丁宝桢奉命奔赴沅陵、芷江、辰溪一带募勇防剿,勉力支撑九个多月,卓有勋劳,因功授为岳州(今岳阳市)知府,开始了疆臣之途。
当时,湖北南岸十二州县尽陷于太平军,一江之隔的岳州城也已先后失陷四次。丁宝桢到任时,城内居民四散,府库空虚。于是他首先稽查户口,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编列成营,以兵法约束,得兵勇八十余营,分驻凤凰山及府城各要隘。并于城内文庙掘地,得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尊,皆可用。又组织洞庭湖渔民五六千户,均以营制部署,配以火枪、铜锣、旗帜,驻防城陵矶等地,日夜巡守。一番举措之后,军民一心,都有了固守城池之志。太平军见此地防御甚严,不得已回师江西,岳州全境得获保全。
咸丰十一年十月,湖南巡抚毛鸿宾暨湖广总督官文,联折上奏朝廷,保荐丁宝桢升任长沙知府。称:“该员联络团绅,周历要隘,布置井井,市民信服……勇于任事,明干有为,实为知府中出色之员”。消息传来,岳州绅民箪食壶浆、陈情攀留,拖延了一月有余,丁宝桢才得以动身赴任,饯行的百姓犹依依不舍。
(三)
同治二年(1863年),43岁的丁宝桢擢任山东按察使。当时的直、鲁、豫一带,捻军纵横往来,频频威胁京师。清廷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军追剿,颇有斩获。僧王贵胄勋臣,性情倨傲,接见各地司道以下官员概不设座。丁宝桢赴任途中,路过其驻营地淄川,照例投帖拜见。在得知了僧王的“规矩”后,便对门吏言道:“同役国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都大吃一惊。僧王接报,对丁宝桢的耿介大加佩服,于是“改容加礼”,出门相迎。此事很快传遍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不禁对这位新到任的按察使刮目相看,亲自到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中了捻军的埋伏,全军覆没。僧王麾下的蒙古骑兵,乃是清廷倚为干城的精锐,东征西讨,功业彪炳。如今兵败身殒,朝野震惶。按例,山东各级官吏均被连坐问责。丁宝桢也未能幸免,被交“部议”处分,所幸其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又有曾国藩等为其辩诬,得恩旨留任。此时,巡抚阎敬铭上表乞休,并向朝廷举荐丁宝桢自代,获准。于是,47岁的丁宝桢成为山东巡抚,一品封疆。
(四)
当时的山东,当务之急有两件:一是剿捻,二是治河。僧王败亡,朝廷令李鸿章督率淮军入鲁,继续追剿。丁-李二人在征讨方略上多有龃龉,两军各自为战,缺乏协调配合。捻军则因势利导,采用“官东我西、官南我北”的短促游击战术,频频得手。剿局不利,丁-李则互相攻讦,多次被朝廷严谴。后来,官军改用筑圩、围河战术,逐步收缩捻军活动区域,形势才稍显缓和。同治七年,丁宝桢上书,指出捻军在鲁豫两省奔突日蹙的情形下,很可能会掉头北窜,威胁京畿。他在提醒朝廷注意京城防卫的同时,还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势做出了相应的部署。没过多久,捻军果然从河北定州北犯,近畿震动。早有准备的丁宝桢,闻警后立即率领山东劲旅数千,赍五日粮,自东昌府星夜驰援。激战旬月,捻军溃败。这一战,沿线各地守军都被朝廷降旨谴责,惟有山东巡抚丁宝桢“独以一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丁宫保威名,传布天下。而捻军经此大挫,胆气尽失,在各路官军合力围剿之下,终被聚歼于山东,历时十八年的“捻乱”,就此平定。
同治八年(1869年),正是息兵弭乱的太平时节,上上下下都有了一些“同治中兴”的意味。这年七月,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无旨出京,宣称“采办龙衣”,沿运河一路招摇南下。途经山东泰安时,被巡抚丁宝桢派遣总兵王心安、知县何毓福擒拿,并押解至济南关押。五日后,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批复:“著丁宝桢……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当晚,一代权阉安德海被处斩于济南。此事一出,不啻晴天霹雳,震动朝野。安德海在辛酉政变中曾为慈禧-恭王立过大功,此后恃宠而骄,贪财擅权,连小皇帝同治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清流无不切齿痛恨而欲除之。此番得意忘形,竟不顾“太监不得私自出京”的祖制,恣意妄行,正好落在刚严耿介的丁宫保手上,也算是命中劫数。安德海伏诛的消息传来,朝野交口称颂。李鸿章“矍然起,传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国藩也对幕友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慈禧太后虽然心头窝火,但丁宝桢行事缜严,无懈可击,安德海罪证确凿,再加之满朝文武的支持,也就只好顺水推舟了。
战乱方敉,接下来便是治河。1855年(咸丰五年)8月,黄河于河南省兰阳县铜瓦厢决口,豫、鲁、直三省顿成泽国,百万生灵涂炭。河道“神龙摆尾”,由南甩到北,自山东寿张、东阿之间冲断运河,最后夺大清河入海。泥沙淤塞、久疏治理之下,下游的山东受害最深,河患不断。1871年,郓城侯家林段决口,“灾民田庐漂没,资粮悉已无存,荡析离居,极为可悯”。正在病假修养的丁宝桢,闻讯急赴决口处视察。他一面上奏朝廷,截留运河漕粮四万三千石以赈济灾民,一面拟定封堵方案,组织人工昼夜施工,并亲赴工地督办,“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在巡抚大人的躬亲之下,决口仅耗时二十五天即提前合龙。原拟用银三十六万两,实际只用三十二万八千两,所余悉数归还藩库。在颟顸腐败的晚清官场,如此勤励清廉的治河工程,实属难能可贵。顺利竣工之后,朝廷对丁宝桢的功绩予以表彰,称其“艰巨独任、功成迅速、给予优叙”。侯家林堵口,是近代山东第一次大规模的黄河堵口工程,为后来的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照和经验。
1873年(同治十二年),铜瓦厢河道再次决口,导致下游山东东明一带河段亦被冲决。此次灾情比两年前的侯家林决口严重数倍,巨野、济宁、嘉祥等州县悉数被淹,微山湖、南阳湖等湖泽被连成一片,水面宽至数百里,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此时的丁宝桢,正在老家贵州平远扫墓省亲,获悉后立即星夜兼程赶回山东。目睹惨重的灾情后,丁宝桢寝食难安,自责道:“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在他的多方统筹下,治堵工程排除种种艰难,得以在光绪元年开始。已过了知命之年的丁宝桢,亲自审查制定了“堵合决口、引归旧河”的施工方略,并昼夜驻守在工地督导抢修,历时四个多月,工程终告完工,水患逐渐褪却,百姓回还家园。原先预计需银98万两,实际只用了54万两。初登大位的光绪皇帝,对此极为欣慰,颁旨称赞丁宝桢“力任巨艰,督牵有方”。
两次治河功成、两次得到上谕褒奖,这在清代治河史上是少有的。丁宝桢“清刚勤敏”的官声,称誉四海。
(五)
同光年间,列强再启边衅。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十三年,日本犯台湾;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侵云南,英法两国军舰进犯烟台港;身处海防前哨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面整顿山东水师,积极防御,一面在烟台、威海、登州等处构筑炮台,加强海防建设。同年,他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提议筹建“山东机器局”,兴办军事工业,抵御外侮。此议得到李鸿章的赞同并由丁宝桢全力负责实施。同年十月初一,山东机器局正式挂牌成立。共招收各级技工250人,由徐建寅任总办、薛福辰为会办、曾昭吉总管机器设计和生产业务,上述三人均亲身参与过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建设,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俊才。对他们的任用,充分体现了丁宝桢“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的不凡见识。
山东机器局历经变革,一直不断发展,于1953年改称为山东化工总厂,2002年,改制为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公司,延续生产至今。
(六)
光绪二年(1876年),太子少保、山东巡抚丁宝桢署理四川总督(后改实授),授头品顶戴、挂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进京面圣期间,光绪帝颇加慰勉,赐“紫禁城骑马”,慈禧太后亦优礼相待,并为之题写“国之宝桢”字幅。看起来,七年前的那桩惊天公案,似乎已经被倚重之情所消解。
当时的四川,吏治腐败,百姓困苦。古来“天府之国”,却因都江堰年久失修,逢雨必涝;盐务积弊丛生,导致财赋收入锐减;交通蔽塞,无任何近代工业可言;丁宝桢不仅要解决这一系列棘手问题,还要面对四川官场存在已久的排外心理。不禁让人浩叹:蜀道难,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丁宫保任重道远。
新官上任,首先是整顿吏治、改革弊政,他查验四川各级官员的账目,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并裁撤了营私剥民、用度奢侈的“夫马局”,这些改革初步震动了四川官场的贪风劣习,使人看到了新总督的雷厉风行。随后要解决的,便是治水。因经费短绌,都江堰工程已失修百余年,“江底愈淤愈髙,水涨辄多泛滥”。已经在两度治黄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的丁宝桢,到任之日立即启动了大修工程。他提出“外江之淤宜淘,内江之漕宜垫”的主张,保证“内六外四”的传统分水定则不受影响。大修工程从光绪二年十二月开始,于第二年四月竣工。在施工期间,丁宝桢不仅“轻骑减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还创造性的使用了“易笼为石”的修堰方法:即将原来由石竹笼构成的堰堤改为条石砌切,以桐油石灰塞缝,再用铁链加固。这样一来,堰堤的坚固性大大增强。此外,在坚持深挖淤塞之余,他还否决了要将“大鱼嘴”退缩的提议,坚持保留了原有的形态。整个工程施工里程达70余里,挖土40余万方。竣工之后,当年即遇特大洪水,新建各鱼嘴完好,仅人字堤等几段堤身被冲垮37丈,后又及时修复。再以后,岷江之水“晏然顺轨各堰,层层消纳,但有灌溉之利,绝无泛滥之患”。天府之土,重又恢复了沃野千里的生机。如此福泽后世的大型工程,仅耗银十二万两,丁宝桢无愧“能臣”、“廉吏”的美名。
功成之日,丁宝桢喜不自胜,随兴赋诗咏怀:
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
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
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
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经过此番治理,都江堰灌区的范围从原有的十个县扩至十六个州县,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灌区面积的基本格局。后人在离堆公园的“堰功道”上,塑起了丁宝桢的雕像,以表达纪念之情。当时的石砌河岸和鱼嘴,一直沿用至今,被称为“丁公鱼嘴”。
改制很快就见到了成效,盐业的产销和课税体制得以理顺,史称“开办官运以来,民皆食贱,商皆获利,私贩稀少,实无稍害”,实现了民间减负、府库增收的双赢,盐税岁增百余万两,川省财政收入数倍于前,一举扭转了多年的亏空且有盈余。此后的北洋海防、滇边军务、山东机器局等,都曾得到过四川盐税的支持。光绪八年,丁宝桢结合盐改的经验,颁布刊行了《四川盐法志》,从制度和理论上对盐制进行了完善。
厘清水利和财税这两件大事的同时,丁宝桢决心移植山东的成功经验,着手创办四川省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四川机器局。当时川省舆情,对西式工业诸多排斥,时任按察使方浚颐,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曾著有《机器论》一文,道:“制枪、制炮、制火轮船,旷日持久,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云云,其看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官员的心声。丁宝桢必须以实效来回击这种指责。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机器局在一片质疑声中于成都东门外下莲花池开始建设,原山东机器局总管曾昭吉担任总办。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共生产水轮机器及各种机器共25部,未合成机器等项共12069件,已合成后膛枪共148杆,未合成洋枪161杆。耗银73000两,较之其它机器局所费仅为十分之一。饶是如此,依然招来了台谏的弹劾,机器局一度被迫停办。随后,丁宝桢多次上奏朝廷,强调机器局存在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效。在他的据理力争下,朝廷终于明令“设法兴办,毋使废堕”,机器局得以复工。此后一直稳定生产,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军工企业,为四川的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丁宝桢督蜀十年,励精图治,四川的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光绪十一年,英国侵占缅甸,图谋滇、藏,丁宝桢四方奔走,加紧筹划西南防务,不久病倒。在病榻之上,闻知中法军队在台湾对峙,他又派出五营川军兼程驰援,成为全国增援台湾的第一支部队,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书信中说“窃念时局多艰,西陲一隅,全赖大才挹拄”,对丁宝桢的艰劳予以高度评价。
(七)
光绪十二年(1886年)6月6日,勋勤懋著的丁宝桢在成都任所辞世。光绪帝“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下旨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诚”。讣闻传来,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丁宝桢一生为政清廉,两袖清风,俸禄常用于济困助教,《清史稿》载:“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次年秋,灵柩归葬于济南历城丁家林地。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悼哭”,并建“丁公祠”于趵突泉畔祭之。阎敬铭作《丁文诚公墓志铭》云:“凡有兴革,不避怨嫌……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
丁宝桢为官一生,清廉刚正,十分注重自身修养,今存《丁文诚公家信》,涵盖修身、治家、爱民、廉洁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至做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等语,今日仍可镜鉴。他主持兴办的织金凤西书院、济南尚志堂书局,如今都已修葺如新。一代中兴名臣,遗泽尚在人间。
惟公之生,其气英英;
惟公之没,其光烈烈;
熟黔之西,熟鲁之北;
其精在天,是安其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