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一杯苦茶,聊聊“从政”与“治学”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07
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自序当中说自己此生可谓是 “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 黄老年轻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与海外,可谓学贯中西,后终有所成,在历史领域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似他这般在军界和学界都经历过的大师,自然对有些事情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得通透些。“大历史观”的提出,轰动学界,亦在意料之中。

“用剑无功,学书有成”,黄仁宇在治学方面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小生好好学习一下。小生今天书生意气,我这个年纪,高三一门心思考军校,也是无用而返,回家老老实实刷题考大学,亦没有从政,也谈不上治学,但心血来潮,记录些许文字,谈谈对从政和治学的见解。

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掉个书袋子:原文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中华历史悠悠五千年,立德者寥寥无几,现代社会人,对这个词的感知度更是到了冷漠的程度,我想“感动中国”系列节目便是弘扬真善美,教人“立德”;立言、立功者在历史长河中便不计其数了,古人的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所以优秀的从政者大多“立言立功”两不误;从军者亦是如此,三军统帅,上马纵横沙场,立不世之功;下马研习兵法韬略、著书立说者也有不少。对于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人生不朽”估计已经不是终身的追求了,立德太大,我虽然没做过啥坏事,但总觉得,聊这个问题,还太嫩了,便浅谈一下现代人的“立言者”与“立功者”的些许不同。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思想观念的差异化也越来越大,每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是从事的职业和专业的技能却越来越细化、越单一,越是在高效的和平发展期,这种感觉越是明显,而真心要研究通透一件事情,必须要博而专,余今天所谈“从政者”仅为为民做事的“好官”,为民“立功”;所言“治学者”也指专心于学问的“学者”,为世“立言”。因阅历有限,知识不足,皆有以偏概全之嫌,词不达意之处,万望勿怪!

治学者,纵观古今,学贯中西,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更是对治学者的境界有着精辟和生动的概括: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这三种治学境界的标准,在近现代文人圈子里认可度极高,其实简单而言,治学者的有二:一是专注,而是坚韧。对于学问专注的钻研,使其对学问的认识广度和深度达到了能等大雅之堂的水平,但是这是不够的,要“立影响深远、深刻之言”,须有在岁月的洗礼中慢慢沉淀,次非要大韧性不可,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坐热“冷板凳”的精神便是如此,钱钟书先生说: “大抵学问是荒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大师境界,可见一斑!

治学者,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对于世事,总是比一般人看的通透些,所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玩玩文字游戏、填词作诗那般潇洒自由,真正的价值在于,治学者,针对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或能在思想方面有极大影响,此成就,非“立言”不可。所以,他们往往“杞人忧天”, 但又被奉为“座上宾客” 。

大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优秀的从政者,便是“为生民立命”之人,其所面临的是为百姓服务。“服务”我想没必要将其高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余看来,服务便是给百姓解决好问题,处理好事情,仅此而已。而解决问题、处理事情,一个“好”字当头,问题将不单纯只是问题。

从政者对于所有的事情,需要及其善于分析且目的性极强。对于困难,从政者需结合当下的情形,着实的将事情给办成办好。在这一点上,同做学问者不大相同的一点是:做学问的只需要对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法、理论即可,无需想太多,而从政者,首先考虑的便是可操作性。这就需要结合当下,思考过去,高瞻未来,非单一化思维所能解决,需要锤炼太多。从政者,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勤干务实。

治学、从政,二者亦是可以完美结合的,不然世上便不会有政治家、文学家等各家集于一身的人了,当然,天下本为一体,对于中国的文人、政客、武人、普通大众以及在社会上各种形态下的诸多思考,看过雷海宗先生的一本书《历史  时事  人心》,认真阅读,其中的见解让我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有时间,再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大好青年,当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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