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版图上，以色列和芬兰两个国家是两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1.国家很小。以色列面积只有两个北京市那么大， 人口只有800多万（跟东莞人口差不多）。而芬兰人更少，只有546万。
2.生存环境恶劣，没有多少自然资源。以色列国土60%是沙漠，不要说自然资源，连淡水都十分匮乏。而且周边是众多曾经与其打过五次中东战争的阿拉伯国家，虎视眈眈。芬兰地处偏僻的北欧苦寒之地，除了森林之外再也没有更多自然资源。
尽管先天条件如此恶劣，但在近年席卷全球的创业创新浪潮中，这两个国家表现却是十分抢眼。
以色列，是除美国以外拥有最多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数量的国家。其数量超过了加、欧、日、韩的总和。以色列是全球国民人均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也是研发经费高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4.2%)。比美国还要多。
芬兰的科技企业，传统上给人印象中只有诺基亚一家。但其实从90年代开始，芬兰的创业运动便风起云涌。而在诺基亚倒下之后，许多高技术人员流入了创业市场，更促进了芬兰创业运动的发展。芬兰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均初创企业数。这些年更是诞生了像Rovio（《愤怒的小鸟》开发商）、Supercell（《皇室战争》开发商）这样的全球知名创新公司。
我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和创新教练，一直以来对这两个创新国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更想了解为什么犹太人和芬兰人会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创新者。抱着这样的想法，2016年，我亲身前往以色列进行考察；这两年来，更是研读了十几种种关于以色列和芬兰教育的材料，比如：《创新的国度》、《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陈之华解码芬兰教育》、《芬兰教育给教师和父母的45堂必修课》、《芬兰道路》等。
考察完以色列和芬兰的教育，我最终选择将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一土。因为就像前芬兰驻华科学与教育参赞Mika Tirronen说的，一土是在中国与芬兰教育理念最相似的一个学校。在本文中，我就分享下研究这两个国家创新和教育的心得。
有不少文章谈到这两个国家的创新动力时，大谈国家的扶持或特殊的制度安排。比如，以色列国防军对军事技术转民用的扶持等等。但光是从创业环境来总结他们成功的原因，或许过于肤浅。世界上扶持创业的国家不少，在科学技术上领先的国家也不少，但能成功孵育出如此浓郁创业氛围的却屈指可数。创业的核心是人，或许要从如何培养人，提升人力资源的角度去探究他们成功的原因。在这方面，这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或许能给我们更深层的启发。
但或许正是因为自然资源的匮乏，以色列和芬兰更重视人力资源的发掘和培养。从教育的成就上来说，犹太人包揽了25%的诺贝尔奖。以色列仅仅800多万人口，却有4所世界顶尖的大学——我们或许也有一些“好”大学，但若考虑我们的庞大人口总量，其实是值得汗颜的。
芬兰。让芬兰教育扬名全球的是1999年的PISA测试。PISA测试是经合组织发起的一项全球各国基础教育水平横向测试，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中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知识的测试。芬兰从2001年开始参加PISA测试，在全球60多个国家中名列第一，远远超过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
这两个国家优秀的教育成果，除了因为先进的学校教育之外，更是因为全体国民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各种阅读量调查中，以色列都是全球人均读书量最多的国家。我看到差距最大的一个调查数据上说，中国人均读书仅4.3本，以色列64本。而芬兰，是世界上图书馆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平均每2000多人就有一个图书馆。芬兰也是图书馆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平均每位公民每月至少光顾一次。
当我们将两国的创新能力归因于他们的教育体系时，我们似乎不能解释这样一个现象：世界上有好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教育水平也很高，但创新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典型的有如：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在PISA测试中取得很高的排名，但创新能力却很弱。这些国家的经济主要由那些成立时间在50年以上的大公司控制着，但初创的小企业数量既少也不成气候。
在这里，我想借用哈佛大学克里斯坦森教授的颠覆式创新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在市场竞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上现有产品在持续改进、更新换代，其性能指标会逐渐提升。就像大家所熟知的摩尔定律——CPU的性能指标运算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如下图一样：
但产品在性能指标上的持续进步，总有一天会导致性能过剩(Over qualified)。即产品的这一项性能指标的进步，再也不会引起消费者的关注，消费者越来越不原因为超出其需求的性能付出额外的价钱。就像90年代，大家都很关心PC的更新换代，286/386/486……每一代CPU的推出都能引发消费者的关注。但今天，大部分电脑的CPU都已经极其强大，也很难获得消费者的关注了。
这时候，消费者的注意力往往会从这项性能指标上移开，转而关注产品的其他指标，比如轻便、小巧或易用等。颠覆式创新理论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厂商/产品若能捕捉到消费者的这一变化，在新的指标上满足消费者需求，往往会引发颠覆式创新，导致产业格局的巨大变化。就像Intel在CPU的运行速度上执牛耳40多年，但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需要的不再是那些运行快但功耗大的CPU，反而ARM的CPU虽然运行速度较慢，但极大地降低了功耗，对整个CPU市场造成了巨大的颠覆。
在国民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教育制度起源于18世纪的普鲁士人手上。其特征是：国家（通常是中央政府）指定教学大纲、教科书、核心科目，举国上下不分学生的兴趣、禀赋、条件，学一样的内容，考一样的试卷。
这种标准化的教学和考试，有没有用呢？有用。其性能指标一直在不断进步着。
心理学上有一个弗林效应。通过大量（64万份）智商测验的数据分析，现代人的平均智商每10年会提升3个百分点。虽然其原因尚没有定论，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跟现代教育体系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综合各地报纸上的报道，我们会发现，现在小学一年级新生的识字量的逐年提升。很多地方的小学生识字量最近5年翻了一番。
但这样的标准化的教学和考试有没有问题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1. 性能过剩，学而无用 。拿中国来说，中国大部分学生学的数学知识都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哪怕是PISA测验中排名第一的芬兰，其七年级(初一)学生的数学知识难度只大概相当于中国小学三年级的难度。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曾经怀疑过，自己学了那么多高深的数学，到底有什么用呢？可能有些人会说，虽然不一定有用，但学习数学可以锻炼逻辑思维。可就像韩寒当年反驳的，看侦探小说也能锻炼逻辑思维啊。
对核心科目(阅读、数学、科学)的过度投入造成的恶果还体现在这些对核心科目的过度投入挤占了那些一样对学生未来生活有用的科目——且不说音乐、美术、体育之类「虚」的科目了。像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样的学问，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远大于线性代数。再比如像驾驶、烹饪、搜索(没错，就是用搜索引擎搜索。很重要，但很多人不会)……这样的实用技能更不可能在学校学到。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存在。美国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迫使很多学校从社会研究、艺术与音乐等科目中窃取时间，只为了学生能在州级测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了增强核心科目表现，在课程大纲和授课时数中提升核心科目的占比，已经成为全球性蔓延的趋势。
2. 扼杀学生的内在动机 。在美国心理学家Deci Edward L. 和Ryan Richard M. 提出的「自我决定论」中，区分的人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所谓内在动机，主要是指活动的动机是出于活动者本人并且活动本身就能满足活动者的需要。说白了，不给你钱，你也很喜欢去干这事。而你从事需要给你钱的事情的动机，就是外在动机。
学习本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去芬兰考察的教师越来越多。很多老师都感慨，芬兰学生都很快乐。有个山东的老师在芬兰上课的时候问学生为什么来上学，本来期待学生回答能学到东西，但意外地所有人都说希望得到乐趣。在有些芬兰学校，甚至会提供一个打分器，让学生给一天的学校生活是否快乐打分。
当然，这么说，很容易让人将芬兰的教育简单理解为“快乐教育”，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说，就是给学生“减负”。但我的理解是，快乐自然是芬兰教育的结果，但并不是其理念的出发点。就像一土创始人李一诺所说的，这“不是快乐教育，而是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的教育。”学习其实是人的本能，遵从孩子认知规律的学习方式，孩子自然是快乐的。
在近年的PISA测试中，上海的成绩也很突出，和芬兰学生不相上下。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每周的学生做作业时间是13.8个小时(全球第一)，而芬兰的学生几乎下了课没有作业。小学过了中午12点就放学了。中学生的作业也是全球最少的。人家学得很轻松，可跟我们这么用功的学习方式相比，学得也不差。
可能有些人会说，学得累点就累点，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学到东西就好了。我们当年不都这么过来么？可回到「自我决定论」的观点上来，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以色列、芬兰的教育核心都在于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不只是注重具体知识的传授。
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过于注重只是的灌输，用成绩竞争和各种奖赏去刺激学生学习，用外在动机去替代学生的内在动机。我们学生在阅读成绩上，拥有全球最高的PISA成绩排名。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民的平均阅读量却在主要国家中排名垫底。我们的学生在高考结束后，用烧书、撕书的方式来发泄对应试的厌弃。我们哪怕是最顶尖的学生——北大、清华，也有很多是毕业后不看书。应试教育最可怕的不是让我们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毁了学习的内在动机，把我们变成不会学习，甚至不会思考的民族。
源于普鲁士现代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成千上万的人快速摆脱文盲状态，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之后，这套教育体系便扩散到全世界，成为主要工业国事实上的教育标准。
但是，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不只是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工阶层，相反，它对国民的创新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它完全忽视了人与人在智力、兴趣和天赋上的巨大差别，终将会被时代淘汰。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和芬兰已经走在时代的前沿，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改变国家的教育体制，但我们可以改变孩子上学的环境。经过两年的研究，我断定，中国或许只有一土是最符合我的教育理念。所以，去年，当家里第一个孩子要上小学时，我们全家一致决定，把家从上海搬到北京。2018年8月，我们搬到北京。
转眼间，孩子上一土快一年了。在这一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土老师、课堂上的点点滴滴。可以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一土不是简单地模仿哪个国家的教育理念，而是扎扎实实地根植于中国实际情况，培养孩子学习的自驱力。
每天，孩子回家跟我说的，都是学校里发生的好玩的事。每天最期盼的就是早点去上学。当然，具体知识的学习一点也没落下。我越发感慨，好的教育，虽不以具体知识的掌握为核心目标，但培养出来的孩子，具体知识学得却一点也不少。当然，我最为欣慰的是，孩子在这过程中是真正自己要学习、喜欢学习。拥有强大的内在动机，学习自然是快乐和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