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古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有望早日揭开。
在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项资金的资助下，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队”于6—8月赴象泉河流域对中方境内沿岸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象泉河流域是西藏西部最为重要的古代文明发祥地，历史上著名的象雄王国（汉文史书称其为“羊同”、“女国”等）、古格王国都曾以这一流域为中心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由于这一流域与南亚、中亚紧相毗邻，因此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一个十字路口，历来被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
在富饶灿烂的藏族文化遗产中，辉煌鼎盛的古象雄文明以 “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得到发展，由于本教文明产生的年代久远，传播地域广阔，对藏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世人根本不知道“古象雄文明”，甚至连许多西藏人自己都不了解。他们只认为印度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所有来自印度的文化” 都具有伟大的价值，并且错误地认定西藏本土宗教以及印度文明以外的东西对西藏文化的形成都没什么贡献和价值。
就连很多藏人自己也都误认为，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根本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文化非常愚昧落后等等。这种荒谬的说法被一些正统的狂热者宣扬了数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导致了西藏真实历史和本土文化的遗失，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对古象雄文明和本教研究的兴趣，但此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据考古学家们的探索发现，藏族同胞在青藏高原的发祥史非常悠久而古老，距今已经有13000年至17000年的历史了。
那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久远古老的藏族同胞文化，它的源头究意在何方？”
答案是：就在西藏古老的本教！
我们现代藏族同胞许许多多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都是古象雄时代所留传下来的。比如藏族同胞的婚丧嫁娶、天文历算、医学文学、歌舞绘画、出行选宅、则选吉日、驱灾除邪、卜算占卦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沿袭着本教的传统。藏族同胞还有许多独特的祈福方式：比如转神山、拜神湖、撒风马旗、悬挂五彩经幡、刻石头经文、放置玛尼堆（本教传统是刻有光明八字真言：“嗡嘛智牟耶萨林德”的石堆）、打卦、供奉朵玛盘、酥油花甚至使用转经筒等等，这些都是本教的遗俗。 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曾撰文评价象雄文明及本教的历史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 要研究藏传佛教，也必先研究本教。否则探究愈深，离真相可能愈远。”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统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开始书写。而近几年考古发现纷纷证明：
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象雄古国(事实上是部落联盟)，史称羌同、羊同;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记载，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人口应不低于1000万。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
西藏本土古老宗教本教的文献被专家称为“象雄密码”。《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护持国政。”而当时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于本教经书典籍的书写。据《西藏王统记》《朵堆》等典籍记载，象雄人辛饶米沃佛祖对过去原始本教进行了许多变革，创建雍仲本教，被称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首先创造了象雄文字，并传授了“五明学科”：工巧明(工艺学)、声论学(语言学)、医学、外明学(天文学)和内明学(佛学)。古象雄文明就以“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发展起来。 提起充满神秘色彩的象雄古国，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会感到陌生。古丝绸之路上的风沙穿越千年，将这段公元7世纪之前的历史尘封于雪域高原之上。然而，作为西藏文化和云南纳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融合了中原、西亚和南亚三大文明精华的古象雄文明，时至今日却还依旧闪耀着光辉。作为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化，古象雄文化的痕迹贯穿于西藏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生活，从民俗到信仰，处处都有象雄文化的影子。比如祭山神、转山等宗教活动仪式，都源自象雄文化。
对于古象雄文化来说，要使其“活起来”，无法绕过一部全景式反映象雄文明的百科全书——《象雄大藏经》。然而长期以来，因其缺乏汉译版本，致使我国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比之下，国外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和重视程度已走在前面，催促着我们去挖掘和梳理这一宝藏。
2013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一个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的《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就此展开。 据介绍，《象雄大藏经》内容原本篇幅浩大，历经数千年岁月变迁，其中一些内容已轶失不存，现存178部，包括《律》74部，《经》70部，《续》26部，《库》8部。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认为，《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不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还将揭示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古希腊之间文明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为代表的外国学者开始在这一区域内进行考古调查，但在5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者才重新进入到这一区域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取得了佛教时期的古格故城考古、托林寺考古、皮央·东嘎石窟寺考古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考古新成果。
此次调查工作以象泉河发源地噶尔县门士乡为起点，西抵札达县香巴乡，主要在象泉河上游地带由东向西展开，新调查发现石器地点、大石遗迹、古代墓地、岩画等各类前佛教时期遗存以及石窟壁画、寺院遗址等佛教时期遗存17处，复查既往发现的文物点11处，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全面、系统地认识这一流域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考古文化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尤其是对这一地区前佛教时期各类考古遗存的发现，对于揭开历来文献记载不详的古老的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所谓“前佛教时期”，主要是指以佛教为立国之本的古格王国成立之前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约当10世纪以前。此次调查发现的前佛教时期考古遗存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噶尔县门士乡境内的“穹隆银城”遗址群的发现，相传是历史上象雄王国的都城所在地，遗址地处札达盆地东缘的象泉河北岸，有名为曲那河、曲嘎河、朗钦河的三条小河在遗址南侧交汇，故小地名亦为“曲松多”。经调查队周密的调查测绘，初步查明该遗址分布于略呈北东——南西走向的长条形山顶，依地势高低和遗迹分布状况，可共分为A、B、C、D四个小区，遗址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
A区位于山顶地势最低的南部，东西长约300、南北宽约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地面相对较平缓，建筑遗迹最为集中，经编号的地面建筑共有90余个单位，均为由砾岩岩块或砾石砌建的地面建筑。据观察，A区建筑依用途大致可分为防御性建筑（防墙和堡垒等）、家庭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等类型。防御性建筑均分布在A区山顶东、西、南三面边缘，居高凭险，由多重防墙和与之连接的方形堡垒、暗道构成；家庭性居住建筑主要分布在A区的东、西两端，常见为方形、圆形的多间式或单间式，部分附有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牲圈类设施。可能具有公共建筑性质的遗迹分布在A区中部，其开间较大，有的依地势用砾岩岩块砌有多重阶梯。生活附属设施在A区主要有2类，一是附属于家庭式居址的牲圈类，二是分布在居址群中的圆形水坑，推测可能作为积蓄居民牲畜用水的蓄水坑；A区地势相对平缓，建筑密度最大，建筑形式和用途多样，保存的墙体相对较高，地面采集遗物较多，推测是遗址的主要生活区。
B区位于遗址中部的西北边缘，东西长约350、南北宽15—50米，面积近1．5万平方米。B区地处山顶最高的西缘部位，经编号的建筑遗迹共计13个单位，其中主要是建在山顶崖边的防护墙、堡垒等防御性工事建筑，另在B区北部发现有可能与宗教礼仪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和一个地道入（出）口。B区的防护墙遗迹自西向东分布在山崖边缘，现存总长度近300米。据观察，原防护墙体一直是沿山崖而建，分为建在山顶地面的主墙和建在外侧崖坡下的护墙两部分，主墙及护墙皆用人工凿下的砾岩岩块和少量砾石、石板（条）砌建而成，但主墙只有一条，宽0．6—0．8、现存高仅0．1—0．3米；护墙则建在崖坡外侧，根据坡度的缓陡，护墙的位置和形式（多重或单墙）亦有所不同，少数墙段还发现有插在墙体中的木桩残段，推测可能是原墙上的旗杆之类残迹。B区东北端的一组建筑建在山顶最高处，在该组建筑下发现有早期的文化层（灰土），推测其相对年代晚于遗址的早期，其用途亦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C区位于遗址中部的东南边缘，东西长近300、南北宽约30米，面积近1万平方米。C区地处山顶东北的最高部位，经编号的建筑遗迹共计20个（组），其中大部分是建在山顶东北边缘的防护墙、堡垒等防御性工事建筑，在C区西部（今小拉康附近）发现有一组可能具有宗教礼仪功能的公共建筑。C区防御性建筑的分布，先是自东向西，再转向由南向北，形成一个“L”形建筑群，现存总长度约200多米，另在崖坡外侧亦发现有多重护墙遗迹。
D区位于遗址的最北端，是在高程略低的另一个山丘顶上，且遗迹相对少得多，经编号的建筑遗迹仅8处，全部为防御性工事建筑，其中04KLDS8是一处带防墙的多间式堡垒，附近有一圆形水坑，可能是作为较长期居住的一处防守营地。 遗址山体崖坡下亦保存有少数防墙遗迹和可能通向山顶的暗道口。尤其是B区北端的崖坡下，用砾岩岩块沿山坡砌建有数道护墙，建墙的岩块修整整齐，可见琼隆城遗址军事防御设施和城堡的规划建筑事先显然经过周密布局安排。
在穹隆银城遗址地面采集到的文化遗物主要有：夹砂红褐陶器残片若干；多种形状的磨石、石臼、石片等石器；铁甲残片；铜口器残件；料珠等装饰品；骨料及骨器残件等。
与穹隆银城遗址共存的另一处大型遗址是泽蚌遗址，该遗址位于穹隆银城遗址山脚下曲那河谷西岸的一级台地，其东紧临曲那河，其西与曲那河二级台地相连接，遗址的南、北两面为河谷狭窄的入口，遗址正好选择建在河谷的宽谷台地上。据初步调查，该遗址分别由居住聚落、列石遗迹、墓葬群等不同遗迹组成，占地范围南北长约1300、南北最大宽500米，分布总面积近60万平方米。居住遗迹是泽蚌遗址的主要部分，大体上呈南北一线排列。居址建筑显然事先经过周密规划，成组布局，形成错落有致的房屋群落，其中以遗址中心部位编号为第6、12、13、14、35等组房屋建筑遗迹规模最为宏大。房屋形制主要以方形、长方形为主，各类房屋皆在地表遗有明显的石砌基础的残痕，均采用砾石砌建，从遗址所处自然环境分析推测，这些建筑用材均就近取自曲那河谷河滩上的天然砾石堆积层。在主要建筑组群的周边，还散布有一些相对规模较小的建筑遗迹，形制除有方形之外，还有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等，推测后者可能系搭设帐篷等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遗址的东部近二级台地处，发现有大小不等的土坑，形制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从其分布在建筑遗址周边、具有一定规模等特点推测，或有可能系当时人们用以蓄水的水坑之类遗迹。
该遗址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居住遗址的南、北以及西南部。从墓葬的规模上划分，既有规模巨大的大型积石墓，也有形制较小的积石墓葬。
其中，尤其以编号为M2的一座积石墓体量最为宏大，该墓全部采用天然砾石人工垒砌，砾石之间可能采用泥土作为黏合，大体上可分为石基础及墓丘2个部分。石基础形制呈长方形，长62、宽17．3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梯形。在石基础之上再垒砌墓丘，因早年盗掘破坏严重，墓丘已基本不存，并形成向下的巨大盗坑。墓葬现存高度约3—6米。在该墓的西部（背面）位置，发现有石砌成的门道样遗迹，此外还用砾石砌建有3座圆形或近圆形的石台，推测后者的用途可能属于祭台或祭坛一类建筑。遗址内的小型积石墓主要集中分布于遗址的南部，成群分布，多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墓葬多为边长1．3×1．5米，采用砾石砌出边框，其残存于地表部分的石框基本与地表平齐。此外，在遗址内还发现有石砌的石台（石坛）多处，如编号为66的一座石台，形制呈长方形，在石台的一端有凸出的圆形台坛与石台相接，其用途或与某种特殊的祭祀礼仪活动有关。泽蚌遗址的东端紧临曲那河岸边，遗有一座列石遗迹，遗迹的基本形状为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框，在石框的西边框及南边框上各树立有长条状的石条，大部已残断，但仍有2根立石的长度在1米以上。在遗址地表采集到部分残陶片。
出土遗物中，穹隆银城遗址编号为04KLAS66的一处可能属于祭祀遗址中，发掘出土一尊双面青铜神像，造型奇特，上身赤裸，两乳突出，呈跪坐状，一手扶膝，一手向上举持器物（因残破过甚无法详辨），其头部前后两面均有面孔，五官粗犷，面容狰狞，具有西藏西部地区前佛教时期造像的显著特点，明显有别于佛教时期的造像，初步推测其很可能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神灵有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湿婆教系统神像风格的影响。
在穹隆银城遗址的周围，还调查发现有地名为拉托、曲松果的2处大型墓地，各有数以百计的墓葬，表面多以石丘为墓丘，经试掘的几座墓葬均以石块砌成石棺。
象泉河上流以穹隆银城为中心的大型遗址群的调查发现，对于推动西藏西部“象雄时代”的考古研究意义重大。据汉、藏史籍的描述，象雄王国建国历史悠久、以本教作为国教，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曾先后建立过不同的都城与城堡。直到7世纪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发兵击灭古象雄王国之前，象雄一直是雄踞于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相应的考古材料与文献相互印证。此次调查发现的“穹隆银城”遗址群，至今为止当地本教高僧仍将其奉为象雄王国王子的诞生之地加以崇拜，穹隆银城（穹隆古卡尔）这一古老的地名也曾见诸于藏文史书的记载。从遗址表现出的时空特征而言，其属于象雄王国时代遗存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除此之外，此次象泉河流域还新调查发现和重点复查了一批佛教时期的石窟寺与寺院遗存，其中的桑丹石窟寺壁画不仅保存状况良好，而且与过去发现的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具有相同的印度波罗艺术风格因素，弥补了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从克什米尔艺术风格向波罗艺术风格发生转变的一个缺环。古格香巴一带新发现的几座佛教石窟壁画其年代初步推测可从11—15世纪，对于认识古格王国佛教艺术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脉络，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