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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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战后日本70年：轨迹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在议题为“战后日本70年：外交轨迹与走向”的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概括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三个阶段的变化。
吕耀东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外交同样深受内政及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一书中所言：主导战后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传统的国家主义三条政治外交路线。
足见外交必然是日本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本文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有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外交，改变战败国形象，通过“亲美入亚”，力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论”的“大国化”政治诉求等三大发展阶段。
吕耀东将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从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准备来看，盟军总司令部单独占领日本后，日本大致确立了日后依托于美国的庇护，回归国际社会，发展壮大国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战略意图。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战后日本积极主动发展日美关系，得到美国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五六十年代日本奉行吉田主义的经济外交。基于二战的惨败经验，日本确定了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发展战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这就叫吉田主义。吉田路线不仅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恢复到战前水平，还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而成为西方阵营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注重经济的同时，日本的“经济中心主义”不排斥加强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愿望，还必须获得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的最终同意。为了减少吉田内阁时期对美—边到政策给日本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鸠山一郎内阁于1956年实现了日苏邦交，并顺利加入联合国。
日本外务省于1957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其中确认了“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确立，日本外交路线变成加强自主外交，力求参与主导亚洲事务。
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进入了自主外交的探索时期，基本特点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具体表现在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国际社会发言权，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提出福田主义，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经济问题成为事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问题。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确立起作为“国际国家”的政治大国理念，力求在新的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经济优先的观念转变为经济政治并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外交已在全球铺开，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把自己提升到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寻求欧洲对日本大国化战略的支持。
冷战后的日本的国家发展理念分为两个立场，一是继续走经济中心路线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关系，参与国际事务，走政治大国道路。
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官方立场最后还是发生了不能信守承诺的反复，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倾向于政治大国的“正常国家论”一类理念的出现，对日本的整体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
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强调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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