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瑞典的第二大城市，拥有宏伟的城市广场和浓厚的人文环境。1993年，24岁的女将高军在那里以一枚来之不易的世乒赛女单铜牌结束了自己的中国国手生涯，开始了一段跨越太平洋、曾经美好但又充满辛酸的乒乓情缘。
作为我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优秀的直拍正胶快攻手之一，高军在第42届世乒赛女单比赛中成为中国女队进入四强的仅存硕果。那届世乒赛，“海外兵团”这个词的使用率达到了顶峰，一日之内世界头两号种子邓亚萍和乔红分别负于代表新加坡和德国出战的井浚泓和施捷。半决赛高军对垒代表中国台北出战的前国手陈静，高军正手打不上、反手推不死，以0比3完败对手。从41届世乒赛女团决赛连负玄静和、俞顺福开始，不紧不慢的高军总给人一种“就差那么一口气”的感觉。是的，从铜牌到金牌，两步之遥、咫尺巅峰，她为自己圈了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我是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但是1993年世乒赛后，我就说什么都不想再打了。不是觉得打够了，而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就是打得很痛苦，享受不到什么乐趣，看见它我就烦。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状态也非常好，42届女单，中国队就我一人进了前四名。半决赛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中国队全输了，我当时承受不了那种压力。输给陈静，我觉得不是因为自己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了心理上。如果我赢了她，决赛对玄静和我也不下风。陈静为什么在决赛的时候输给了玄静和了，我觉得她也是输在心态上。此前的比赛，她对玄静和几乎全胜，到决赛了，她觉得她能赢，结果却以0比3输了。当然她可能没有我那么大的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她技术上的发挥。
于是，我的球就这样停了好多年，大概有个五六年吧，基本就没有摸过拍子。而且去美国的时候我的甲状腺有点问题，就是不能运动，一运动就心慌，心跳特别快。那时，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上班，到点下班。再后来，我就是随便打打球，周末约个人“哎咱们俩去玩玩去吧”，几乎五六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每次打完后都挺美的，就是觉得打球还真好玩，然后偶尔参加个小比赛，谁也赢不了我，我自己觉得挺美。
1999年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英格兰公开赛，是隐退多年的高军首次在央视转播的大型比赛上以“美国队队员”的身份露面。时过境迁，新潮的发型和略微发福的身材都告诉人们，眼前的这个高军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国手高军了，但有一点没变的就是她打球的灵气以及毫不张扬的独特个性。那次比赛她杀入四强，在半决赛上负于法国选手安尼-布尔热。
1997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美国乒协一直问我想不想代表美国队打比撒。我说还打什么呀，就这么玩玩挺好的。他们就劝我，你干嘛不打，你看你不练球，在美国都还没有人能打过你。我当时想，我原来打球有个目标，可现在纯粹是为了好玩，没有目标去打，有什么意思啊，就一直没有同意。到1999年的时候有个泛美运动会，级别相当于亚运会，美国乒协又来动员我，说咱们一直都赢不了加拿大，你出山了就有希望了，如果成绩好以后还可以代表美国队打奥运会。美国一直跟加拿大拼嘛，加拿大有一个耿丽娟，美国队谁也赢不了她，正巧有个小比赛我赢她了，他们就觉得希望来了。可当时我入籍的年限不够，按着国际乒联的规定，要参加泛美运动会和奥运会必须征得原乒协的同意。于是，美国奥委会的人就写信到中国乒协问我能不能打，中国乒协同意了。盛情之下，我只好打吧，一打吧，还真把耿丽娟给打下去了。团体赢了、单打也把她赢了，好像是3比2赢的。帮我写信给中国乒协的Jone Ruge特别高兴，其实他一点也不懂乒乓球，决赛那天他去看球，怎么算是赢球怎么才是输球他一点都没有概念，裁判员翻分翻我这边他才鼓掌，后来他知道怎么看球了，就说：“太紧张了，我手上全是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比赛。”
悉尼奥运会是高军第二次走入奥林匹克的圣殿。1992年的巴塞罗那，高军和“怪球手”陈子荷搭档负于邓亚萍和乔红取得女双银牌，时隔八年，她已经从一个职业球员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二把刀”。女单小组赛，高军顺利出线，但在和韩国名将柳智惠的遭遇战中，她以1比3败北。虽然输了球，可高军觉得很满足，因为她在美国就没进行过系统训练，能拿下对手一局已经很美了。可是谁又知道高军的悉尼之旅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磨难呢？
泛美运动会之后，美国队和我有竞争的人认为我是个很大的威胁，就联名向美国奥委会告我。Jone Ruge这时候就站出来给我作证，说他写信征得了中国乒协的同意。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官司打赢了，当时，我请了在马里兰州最有名的华人女律师屈启慧，她中文英文都特别流利。因为当时她跟我学打球，所以律师费也给我打了很多折，但还是花了将近一万美金。
官司赢了之后，她又帮我写信给美国奥委会，申请赔偿。她说这个官司并不是因为我而起的。最后美国奥委会把这钱全部赔给我了。所以，那会儿打比赛的时候我也有压力，我想美国奥委会这么帮我，又是写信又是打官司，不赢球就特对不起人家。这种压力和代表中国队打的压力还不一样，是另外一种压力。当时打泛美运动会的时候我都没有世界排名了。打完那比赛接着打美国公开赛，又把陈静给赢了。她和耿丽娟的世界排名很高，赢了她俩，我一下子世界排名到了第20。正好排在前20的选手自动入选奥运会，我卡了一个壳，就去了悉尼。当时中国乒协也是同意我去打奥运会的。在这点上，??陈静等人。其实中国乒协不用说不同意，只要他们说一句：我们按照国际乒联的规矩办，我们就打不了。这一点我挺感谢中国乒协的。没想到大家打着打着还很上瘾。现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也紧张，不可能不紧张，因为想赢就紧张。但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想赢怕输，现在是想赢不怕输，输了就输了呗，输了又怎么了。
高军
2001年初，高军随丈夫回国，落脚上海，不久即在甲B联赛中露面了。一年多之后，高军和丈夫分道扬镳，凭着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坚韧的个性，她在球场上和生活中重新开辟一片静谧的天地。
我们是2001年初从美国回来的，之后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俩就决定分开，那时是2002年底。刚回国时我也没有事情做，有一次打电话跟唐寅生指导聊天，他说我给你找个甲B打打吧，我心说我这球也就打打甲B吧，打得还挺好的。其实，2001年的甲B还算是挺强的，当时李小霞还打甲B呢。但是除了打甲B外我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张燮林就说你去念念书吧，华东理工大学有球队，一边打打球，一边充充电。张指导就帮我跟臧老师联系了，学国际贸易专业，她也挺欢迎我来的。这也算是一个转折点吧，念念书，打打球，我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代美国再战奥运
曾经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乒乓球女双亚军的高军将会重返奥运赛场，不过已经39岁的她这次代表的是美国队。对于这两次参赛的不同，高军表示：“我觉得两次参赛感觉差不多，都是为了获得好成绩而已。”代表美国队
高军对北京的印象很深，她表示那里非常漂亮，而且那里的人们也很热情。高军在五岁时就开始自己的乒乓球生涯，九岁时进入体校，因为自己当时还很矮小，因此教练不得不在地上挖几个洞然后把桌腿放进去，高军说：“我们早上学习和训练，吃完午饭后做作业然后再训练，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高军表示那时候自己很想家，但是一周后就慢慢的习惯了，“这对小孩子的成长有不小的帮助，通过比赛可以提高水平。”高军说。
获得奥运会银牌后，她把自己的奖牌留给了自己的父母，自己在1994年和一位美国人在拉斯维加斯结婚，高军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没有了乒乓球，我觉得我失去了什么东西。”2002年，高军离婚，但是在04年的雅典，高军成为第一个在奥运会上取得比赛胜利的美国人。高军表示：“我曾经很疲惫，但是几年后我开始想念乒乓球，我退出后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享受这项运动呢？”雅典过后我曾经说过那是我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但是奥运会在北京，我还是想继续参加，不过，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了。”
目前高军正在上海大学进行训练，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目标，高军表示：“我希望获得一枚奖牌，但的确很困难，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选手，没有人可以击败她们，我打球虽然有速度但没有旋转，而中国的选手则是两者都有，她们的技术太全面了。”
不过，高军不会放弃，她表示：“我的教练告诉我不能放弃，如果要想有自己的未来就要在比赛中拿下胜利，2005年在上海的比赛我没有手下留情就取得了胜利。”
高军和张怡宁
2008年 2月26日晚的比赛张怡宁并没有上场，但是赛前她和美国队队员高军一个神秘的手势引起了在场媒体的好奇：只见她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淡后走到混合采访区，一起做了一个“李宁”品牌的手势，拼成一颗“心”，随后两人又从朋友变成对手，高军投入了紧张的赛事。这个神秘的手势在赛后张怡宁那里得到了答案：“高军算起来是我的大师姐。最近我们知道美国队和我们穿着同一个中国品牌的服装进行比赛，而且这几天大家都在说中美乒乓外交，在赛场能看到高军、王晨这些熟悉的面孔，特别有一种亲切感。刚才见到高军，我们开了两句玩笑，然后突然想到要不做个好玩的手势向大家问好，然后就有了那个举动。”
晚上的中美对抗中，美国队领军人物高军第一个上场，对阵中国队最年长的球员王楠。王楠一上来就非常顺利，而高军则迟迟未进入状态。连续两局王楠都掌控着形势，以3比0速胜。随后，郭跃和郭焱同样以三场3比0取胜王晨和李南，拿下了中国女团的第四场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