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胜战略思想是先秦兵家所追求的用兵最高理想境界,它的核心含义是以谋略制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辉煌的胜利。其产生渊源于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而将它提炼升华到理论层次,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观念,则是兵圣孙子。
考察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历史,可见到当时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而即便是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如武王灭商后,曾封纣王子禄父“殷之余民”,让其保留殷商的血祀;即使在周公东征平叛后.也还将殷商嫡裔微子封于宋地,延续作统。这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兴灭国,继绝世”的事例。
至于春秋前中期的战争,那就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是军事威慑多于会战。换言之,以军事威慑和政治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乃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战争的时代特色,为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提供了历史文化的温床。
系统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倡导“上兵伐谋”的是兵圣孙子,他在《孙子·谋攻篇》中明确表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此言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要言不烦、主旨鲜明深刻地揭示了用兵手段的极致——上兵伐谋;描绘了用兵理想的臻境——不战而屈人之兵。先秦兵家的“全胜”战略思想大厦由此而高高矗立了起来。
《孙子》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可见“全”在孙子兵学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墨子哲学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子认为,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其他先秦兵家与诸子对全胜战略也是普遍认同、积极阐发的。如(六韬》就一再强调“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发启》);“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军势》)。《尉缭子》指出:“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老子》也从“不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在战略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六十八章》)。以“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胜”的方式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它们之间论述的侧重点虽不无差异,但其核心精神应当说是一致的,就是要做到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
为了达到预期的全胜战略目标,先秦兵家和诸子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这就是强调“知彼知己”,“遍知天下”,系统全面地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子·计篇》);“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匆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商君书·战法》);“为兵之道……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管子·七法》)。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即加强军事实力,造就“胜兵以镒称铢”、“胜于易胜”的有利态势。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到细致,文武并重,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圣人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因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管子·霸言》)。从而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在实行方式上,重视“伐谋”与“伐交”,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六韬》更提出“文伐十二法”,通过各种非军事手段削弱和瓦解敌方,“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文伐》),从而“必以全争于天下”。在作战行动卜,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或强调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进攻取胜,即提倡“兵贵胜而不贵久”(《孙子·作战篇》);“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孙子·九地篇》);要求做到善于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事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六韬·军势》)。或主张后发制人,积极防御,持久破敌,“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国语·越语下》);“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十大经·顺道》)。总之,要辩证处理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年》),为实现全胜战略服务。先秦兵家这一以谋制敌的全胜战略思想,系统而完备,深刻而辩证,”反映出古典战略理论已趋于成熟,对中国历代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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