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胜战略思想是先秦兵家所追求的用兵最高理想境界，它的核心含义是以谋略制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辉煌的胜利。其产生渊源于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而将它提炼升华到理论层次，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观念，则是兵圣孙子。
考察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历史，可见到当时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而即便是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如武王灭商后，曾封纣王子禄父“殷之余民”，让其保留殷商的血祀；即使在周公东征平叛后．也还将殷商嫡裔微子封于宋地，延续作统。这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兴灭国，继绝世”的事例。
至于春秋前中期的战争，那就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是军事威慑多于会战。换言之，以军事威慑和政治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乃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战争的时代特色，为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提供了历史文化的温床。
系统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倡导“上兵伐谋”的是兵圣孙子，他在《孙子·谋攻篇》中明确表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此言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要言不烦、主旨鲜明深刻地揭示了用兵手段的极致——上兵伐谋；描绘了用兵理想的臻境——不战而屈人之兵。先秦兵家的“全胜”战略思想大厦由此而高高矗立了起来。
《孙子》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可见“全”在孙子兵学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墨子哲学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子认为，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其他先秦兵家与诸子对全胜战略也是普遍认同、积极阐发的。如（六韬》就一再强调“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发启》）；“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军势》）。《尉缭子》指出：“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老子》也从“不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在战略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六十八章》）。以“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胜”的方式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它们之间论述的侧重点虽不无差异，但其核心精神应当说是一致的，就是要做到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
为了达到预期的全胜战略目标，先秦兵家和诸子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这就是强调“知彼知己”，“遍知天下”，系统全面地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子·计篇》）；“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匆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商君书·战法》）；“为兵之道……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管子·七法》）。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即加强军事实力，造就“胜兵以镒称铢”、“胜于易胜”的有利态势。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到细致，文武并重，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圣人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因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管子·霸言》）。从而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在实行方式上，重视“伐谋”与“伐交”，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六韬》更提出“文伐十二法”，通过各种非军事手段削弱和瓦解敌方，“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文伐》），从而“必以全争于天下”。在作战行动卜，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或强调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进攻取胜，即提倡“兵贵胜而不贵久”（《孙子·作战篇》）；“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孙子·九地篇》）；要求做到善于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事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六韬·军势》）。或主张后发制人，积极防御，持久破敌，“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国语·越语下》）；“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十大经·顺道》）。总之，要辩证处理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年》），为实现全胜战略服务。先秦兵家这一以谋制敌的全胜战略思想，系统而完备，深刻而辩证，”反映出古典战略理论已趋于成熟，对中国历代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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