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信件的大意说，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另设西方人座位，以分别中西界限，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南华早报》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
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后，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南华早报》，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他的信函说：“贵报十九、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论荒谬已极，不得不辞而辟之。近日有一种外国人，初到中国未久，即忘其本来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当其未离祖国前，家中一切杂务，如刷鞋、扫地、洗涤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来到中国后，不及数月，则气象顿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此等西人，华人皆欲速去。请问此二君，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划分中西界限，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为此谬言也。再者，前者毁谤华人者，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近日中国民智日开，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写信在该报诡辩说：“阅李惠霖复函，语近闪烁。查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国人而言，非指个人而言。吾请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词。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输纳之赋税，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国因运鸦片入中国战胜而得香港，引以为耻，然而非此之战，香港何得为英属乎？因鸦片与中国决战之事，以为可耻者，只英国国内一部分之人而已。”
苏格兰人的信件发表以后，李惠霖很快复函驳斥，信函说：“苏格兰人之信，殊欠情理。盖吾人各有意见，各可抒发自己意见。不能强人意见如是，他人未必如是，况亦与现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问题相离太远。苏格兰人之意见虽如此，我华人之意见，未必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华人之功若何，此可听之，吾人应置不理。华人的金钱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苏格兰人其亦思之乎？不有华人的工商及华人的资财，则英国商务又何能若是其发达。”
李惠霖信件中所阐述的观点，反映了占香港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族尊严的心声。明确“太平绅士”职责
有人称，“太平绅士”是英国侵占香港后出现的土特产。该名词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译而来，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的意思。1843年，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组织了治安委员会，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员。当时翻译把治安委员译为“太平绅士”，这种译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炉峰。一百多年前，“海盗”张保仔带领人马住在山上，在山下设立东西营盘，利用山峰作瞭望台，海上有商船经过时，就扯起旗号通知山下营寨，出动船只去截拦，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炉峰叫做扯旗山。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仍然利用山峰作为扯旗指示船只进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继续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称扯旗山为“太平山”，大概翻译受山名影响，把治安委员译做太平绅士。一百多年来，香港从未有过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个祈望。
早年的太平绅士，是由港府英国官员兼任，称为官守太平绅士；由英国商人担任的太平绅士，称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非官守太平绅士中不少竟是武装走私的鸦片商。开埠之初太平绅士的职责，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那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香港及内地，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活动不断发生。太平绅士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英军及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年的太平绅士对香港政治有一定影响。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就是由太平绅士提名推荐的。到19世纪下半叶，太平绅士除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还参与许多行政事务。
第九任港督宝云于1886年颁布的《维持治安条例》中，赋予太平绅士极大的权力。条例宣称在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时，太平绅士有权命令在场及当地其他人协助维持秩序或拘捕扰乱者。拒绝协助者，要受一定程序审判处分，课五十元以下罚金或三个月以内监禁，而且，无论有无搜查证，太平绅士都有权自由进入民宅搜查嫌疑犯。
到了卢押在任期间，1908年2月发生了“二辰丸案”。一名姓柯的商人购买日本军械，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抵澳门海面，被清军舰只缉获。日本人对清军扣船事件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惧怕日本人，竟赔偿其所谓损失，并鸣炮谢罪。上海两广同乡会、政闻社等团体致电广东表示反对，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同胞积极响应，组织了“振兴国货会”，大力抵制日货。凡出售日货的商人都受到了群众制裁。出售日货的商店，橱窗被石块击毁，囤集的日货被搜出焚烧，有的店主与店员甚至受到割耳惩治。爱国同胞还组织了“敢死会”等组织。西环海旁有两座货仓，存放着大量日货。“敢死会”将货仓包围，准备冲到里面将货仓捣毁。正在这时港府竟派出大队警察赶到现场镇压群众，开枪打伤数人。香港总督卢押甚至调动陆军进入市区协助警察镇压爱国民众。但是，爱国同胞群情激愤，“敢死会”依然四出活动。日本领事不断找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镇压。根据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总督卢押依照1886年《维持治安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太平绅士的职责，颁布了以下限制中国人抵制日货行动的规定：
（一）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监禁三月。
（二）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听则拘之于禁，监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倘有违犯者，监禁六月。
（四）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并搜查军械。
（六）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或阻人购买货物，则拘控罚银五十元，或监禁三月，或监禁罚款兼行。
（七）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将其递解出境。
根据这些规定，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后来，在香港大罢工期间，太平绅士曾再次站在广大中国爱国居民的对立面，承担过检查邮电、报纸新闻等事务。不过到了后来，由于警力增强，“太平绅士”这个称号与“太平”（维持治安）二字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港英当局赐予的一种荣誉头衔罢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响
经过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和思想酝酿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在香港华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多数香港华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据当时香港《德臣西报》的消息，每100个香港华人中，有99个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75%是狂热的、不顾一切的同情者”。
11月9日，广东宣布共和独立，香港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广东军政府的领导工作。新政府刚刚成立，面临财政困难，香港华商踊跃捐款支持。广东政府财政司长李煜堂到港筹借资金，很快筹借资金近百万元。
11月12日，香港华人关闭店铺停业举行庆祝活动，据报载，这次庆祝活动，光燃放鞭炮即花费10万港元。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发展而激起的狂热情绪，可以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港府十分不安。面对香港广大民众对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总督卢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表示理解民众的情绪，又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恐惧，因此，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防止中国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危及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港督卢押对辛亥革命及香港华人的表现所持的态度，余绳武、刘蜀永先生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一书有如下记述：
11月6日，香港华人为武昌起义成功举行庆祝活动时，卢押即派出一支特别的警察巡逻队在各个街道巡视，防止骚乱。他本人整个晚上守候在电话机旁，与警察保持联系。卢押准备，一旦发生骚乱，立即派巡逻队前去制止。
当卢押获悉香港华人准备举行活动庆祝广东宣告共和时，于11月11日将立法局的两名华人议员何启和韦玉请到督宪府询问。韦玉解释说：在香港，人们的感情很容易倾向共和派一边，不可能制止举行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仅限于燃放鞭炮两小时和关闭店铺。卢押当即表示反对举行任何活动。他指出：不能正式承认共和国，其地位尚不稳定。同时，猜想北京易帜而自发举行活动是可以原谅的，当局可以视而不见，但对违反法律的事情，不能再次视而不见。经过何启和韦玉反复解释，港督最终决定，命令华民政务司就庆祝活动一事发布通知，允许11月1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燃放鞭炮，以庆祝广州避免了流血。
香港政府对香港华人与广东军政府的紧密联系充满猜忌和不满。获悉香港华人组织一个旨在恢复贸易的委员会的消息后，港督卢押借机于11月19日召集香港华人领袖在督宪府开会，表明港府对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种种问题之态度。
卢押表示，他注意到大多数负责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华人同情革命运动，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和种族，他们同情它是正确的。卢押表示，他并不敌视这场运动，但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态度不容易忽视。华人领袖应事前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界限。
卢押说，他听说过去数天成立了两个与广东事务有关的委员会，由于其目标为重建贸易联系和结束过去数周灾难性的萧条，他完全支持这些组织。但卢押又说，它们关心的是纯粹的中国政治事务，目的是促进革命，它们不应该在香港落户。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应该在广州举行，打算出席这些委员会的中国臣民应该在那里去做。
卢押还说，一个英国殖民地应该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只要与英国订有条约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权力，而一个未被承认的新政府又已建立，就会使英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地位。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们公开支持革命党是真的，不仅北京现存的政府会抱怨，日本、德国等列强也会有理由抱怨，而且强烈要求将此事作为在目前的冲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甚至会偏袒清帝国政府而反对新党。
卢押强调说，他说的这些适用于以任何方式与香港政府有联系的任何华人，特别是立法局的华人议员。
卢押还强调，不应该允许放置标语，也不应该允许广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来，或公开认捐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拟经香港回国，要求英国政府撤消对他的驱逐令。卢押在与何启等华人领袖会晤中谈到此事时说，我刚刚收到朱尔典爵士的电报说，孙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陆的命令。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条件是，他不在这里定居，亦不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因为他可以在广州做这些事情。
1912年7月4日，梅含理抵港，就任第十五任香港总督。任职后期，患心脏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温哥华休养，不料病情恶化，1919年1月27日电请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辅政司史云署理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