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傅申与妻子陆蓉之
(2/6)傅申
(3/6)谢辰生、刘九庵、刘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立,1983年
(4/6)陆蓉之当年被学富五车的傅申吸引,猛追3年
(5/6)郭熙《早春图》
(6/6)《功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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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辈中国古书画鉴定家相继辞世,熟谙中西艺术史且擅长书画的傅申,愈发坐实了当今书画鉴定第一人的位置。其著作《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国内尚未翻译引进,书名可简称为《书画鉴定研究》)被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邵彦评价为:“迄今为止,在英文世界出版的关于中国书画鉴定最有体系、最有学术地位的里程碑式著作,与张珩和徐邦达的几部著作共同构筑了书画鉴定学科的理论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莫家良教授的评价是:“在目前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固然有不少学者专注于书画史,亦有个别专家长于真伪鉴定,但严格来说,两者兼擅者为数甚少。傅申教授正是此类兼通的学者。”
搞鉴定的人都知道,年代越久远,视线越模糊,真相越难以辨识。然而,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真伪,到台北故宫卷《自叙帖》和黄庭坚《砥柱铭》的真伪,在一系列著名的书画真伪之辨事件中,傅申都像侦探一样,给出了真凭实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傅申自己也说,“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但他“鉴目之准、学问之深、见解之独到”,仍然获得了学术界的推崇。借傅申在内地一个多月的讲学之机,Art289 记者随其从杭州到北京,从《功甫帖》到《砥柱铭》,从《溪岸图》到《富春山居图》,对一系列书画鉴定中的疑难问题逐一讨教—当然,收获远不止于书画鉴定,透过傅申,我们触摸到了历史。
(原标题 傅申:“张大千是孙悟空,我就是如来佛”)
傅申,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傅申,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现在讲起自己的事情来,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回忆往昔岁月,79岁的傅申如是感叹。
抗战即将爆发的1936年冬,傅申降生在逃亡途中,“我的名字就是傅上海(申)。”两个星期后,傅申被送到祖父母家,后来又被送到农村的远亲家里,喝奶妈的奶长大。
“叔叔是中医,用毛笔开药方,祖父要求他练字,我也跟着叔叔一起练字,培养了对书法的兴趣。”12岁的傅申到台湾才见到父母,爸爸妈妈都叫不出口。中学毕业,傅申考入台湾当时唯一有美术系的学校—台湾师范大学,学习艺术,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家、教育家黄君璧。毕业后,傅申进入台北故宫书画部工作,奠定了毕生事业的方向。
在台北故宫工作期间,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教授方闻来访,傅申陪方闻在库房里看书画。借此机缘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跟随方闻教授,获硕士及博士学位,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张光直、余英时都是他的同事,与书法家张充和也时有交流。
1977年,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傅申筹办了“中国书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中国书法大展。他将真伪之作同时展出,向西方观众梳理出简明扼要的中国书法发展史轨迹。
任教4年后,傅申于1979年转至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中国艺术部工作,负责东方艺术品的展览、研究、收购和鉴定,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
从东到西,最后又从西到东,傅申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在台湾建立了结合东西方美术史研究及鉴定的学科基础,门下弟子众多,构成台湾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有人根据齐白石的“三百石印富翁”,送给傅申一方刻着“三百门生富(傅)翁”的印章。
与傅申交游唱和者,无不鼎鼎大名—读书时的老师黄君璧、溥心畲,后来的方闻教授,台北故宫首任院长蒋复璁、副院长庄严、继任院长秦孝仪,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家徐邦达、谢稚柳、启功、杨仁恺、李霖灿,收藏家王季迁,当然还有张大千……马英九办公室挂着傅申3幅字。1998年傅申和陆蓉之结婚时,马英九“不请自来”。
在妻子陆蓉之眼中,“老爷越发像个心理单纯的老小孩儿,为人和善但话语直接,心中没有半点城府,极其容易得罪人。”陆蓉之说,傅申有时也会发脾气,但转过头就忘了,提及生气的事,他往往会无辜地问,“我生气了吗?我是那样吗?”
除台北故宫所藏书画名迹外,傅申长期接触美国及世界各地收藏,其治学既以书画实物为本,又结合中西理论,以书画鉴定与书画史研究为长。
1974年,学者徐复观于《明报月刊》发表文章,讨论台北故宫所藏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真伪问题,指前者为伪,后者为真,为乾隆翻案。此文引起学界争议,学者纷纷撰文讨论。傅申先后发表4篇文章,作出驳议,考订“无用师卷”为真迹,此种观点沿用至今。
2003年,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李郁周认为“台北故宫卷《自叙帖》是明朝人文彭的摹本”,让这件1930年代就有过争议的作品再掀真伪大战。傅申铺陈科学证据,认为“《自叙帖》并非他人摹本,而是存世的‘写本’之一”,并出版《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一书,为《自叙帖》正名。
2010年,海外回流书法作品《砥柱铭》在北京保利以4.225亿元成交,一举成为中国古代书法最高成交价作品。然而,拍卖当日就有人质疑此作非真,各种声讨之声四起。对此观点,傅申所撰《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一文,有理有据,洋洋洒洒,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2015年春,79岁的傅申在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连续举办16场“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公开讲座。从隋唐宋元到近现代,评书论画,既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有深入的个案研究。
傅申的讲座每课至少两小时,一气贯通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时穿插故事和笑话,课堂常常笑声阵阵。央美的讲座“乾隆皇帝《御笔盘山图》与唐岱”结束时,傅申在PPT图片上幽默地以乾隆的口吻写道:“傅申,你说对了!《盘山图》就是朕起稿,唐岱奉朕命画成的!”
“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
我讲一个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观点——中国的书法临帖就是素描。把一个字临得很像,表示你轮廓抓得很准确,而且每一个笔画模仿得很像,这就是素描。
Art289:从您治学以来,在书画鉴定方面,引发争议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有哪些?
傅申:争议当然是有名的、价钱高的作品,小作品的争议性就只限于圈内人,不会受到广泛宣传。比如最近几年黄庭坚的《砥柱铭》、台湾2003年开始的关于怀素《自叙帖》的争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甚至从清朝以来就有真伪辩论。
有的学鉴定的,学了两三年,从不懂到懂,进步得很快,他以为都懂了,而且胆子很大,“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很武断,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懂。就像爬山,爬了一段觉得爬得很高,到了最高点,但他不知道山外有山,所以总会按照自己的见解去跟人家辩论,不懂的人总是会发声,所以争辩永远会存在。
Art289: 古书画鉴定方面,宋元时期的争议是最大的?
傅申:距离越远越模糊。启功先生曾提出,鉴定有一个“模糊度”。有些古书画,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明明是真品也有人怀疑。鉴定很难,真的是很难。
赵孟fu是元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他的书法作品,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不对,但是看到后面才晓得,赵孟fu在自己的题跋上讲了,这是20年前写的。如果没有赵孟fu的这段题跋,我们现在还在怀疑,还会有争论。
你拿5年前的照片要人家认,有时候别人也认不出来。只有你最熟悉的人,比如你父母还在,从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直能分辨到你中年、壮年;但是你到老年时,只有你的儿子能认清楚,可儿子又不知道你年轻时候的样子,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认出一部分。
有人说我跟他很熟,熟到烧成灰我都认得出来。现代可以用科学方法验DNA,但是古时候烧成灰怎么认?我们跟一个人通电话,如果不认识的人,他讲半天你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熟悉的人不需要报名,一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谁了。
所以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摸到百分之百很难。
Art289:您刚才也提到现代科技有DNA这些鉴别方式,在书画鉴定上,现在有碳14、高清摄像和其他一些科技手段,科技手段能不能解决鉴定方面的一些问题?
傅申:看什么东西,书画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碳14的化验有年数的差距,最少也有一两百年的差距。碳14主要测定考古材料,32000年、31000年,差1000年都无所谓,但书画不可以;而且测试取样要有足够的份量,但是书画都很薄,很难取样。
我在美国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卷一张很旧的画,自然剥落下来一些纸屑,我就取下来去化验。他们说不行,量太少,这是其一;第二,书画都经过多次装裱,浆糊附在里面,需要还原,没有任何其他杂质才能检验,还原的工作就很难,一还原,份量更小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法。
Art289:所以现在延续的还是传统的“目鉴”方式?
傅申:当然,现在利用各种光谱、光线,对鉴定也有帮助。比如一张古画,本来画面没有名款,或者有人把小名家的名字挖掉,再加一个名人的名字,这种作伪可以用特殊的光线看出来。后加的名字与原作不是同一个时代,在光线照射下,特别是紫外光一打,颜色明显不一样。但这一类作用也有限,有些旧的画作,作伪用的墨和原作很类似,检测不出来,所以科技还是有限制。
我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时候,曾经和比我大11岁的江兆申,用一种专门鉴定用的放大镜,放在绢本古书画上,数绢的经纬线,我们以为可以数出宋绢、明绢、清绢不一样的地方,数来数去,数到后来都搞混了。同样的宋绢,有各种各样的经纬数目,都是手工的;同样的经纬数目,有不同时代,清朝的绢跟宋朝的绢也有差不多的,还是分不清楚,没有办法拿出数据。但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们特别仔细看了一些绢本,眼力是提高了。
Art289:老一辈的鉴定家有凭借个人经验作为鉴定依据的“望气法”,可靠吗?
傅申:望气太玄了!望气当然有气可望,但讲的是玄话。我们看古装戏,看蒙古人的戏,一看就是蒙古人的脸;满清戏、明朝戏有时候宫殿是一样的,但服装不一样,一看就不同。我们看宋画跟元画、明画,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风格,这张是宋画,那张是元画,那是因为在你脑袋里累积了很多宋画、元画的资料,搭眼一看,绢色、颜色、笔墨、风格大概是哪一个时代,一看就看出来。但是经验少的人望气,就是乱猜。望气主观性太强,只能得到一个大概,准确与否还成问题。所以经验越多越好,真迹看得越多越好,望气才能望得准确。
Art289:一般来说,现在的书画鉴定主要还是依据作品风格或者文献?
傅申:现在鉴定比古时候要好做,现在不但有照相,而且有印刷品,看不到原作也可以看印刷品。但是很多印刷品是会骗人的,我们看印刷品上的图片就像看婚纱照,没有丑的新娘,每一个新娘都漂漂亮亮;每一张印在书本上的画都是同一个尺寸,不好的画看起来不错,真正好的画也看不出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看原作。书画鉴定课一定要在展览现场—研究故宫的书画可以评论,说真伪;去看拍卖,你讲真假断人财路,有一些忌讳。
Art289:除了从画面风格、笔墨等方面判别真伪之外,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入手寻找证据?
傅申:很多方面。台湾做的宣纸跟大陆做的宣纸看起来差不多,但其实纹理都不一样,大陆人很少看到台湾宣纸,美国人也不知道台湾宣纸,但我在台湾都是用台湾宣纸,比较便宜,大陆宣纸很贵而且买不到。
1970年代,我才三十几岁,王季迁买了一张齐白石,很高兴,打开来看,我看了一次,就告诉他是假的,他很奇怪,我说是因为这张纸,齐白石怎么会用台湾宣纸?这是王季迁的盲点,他没有用过台湾宣纸,所以他不知道,而且我还知道是谁做假的。后来我在美国看画,王季迁就说:“傅申,你的眼光太毒了!”
Art289:所以鉴定书画,关键在于专业领域的熟悉程度?
傅申:对!我看电视剧《三国演义》,那个演曹操的男主角演得特别好。我不喜欢后来的《甄嬛传》,因为那是凭空虚造。《三国演义》有历史根据,曹操看到赵子龙把他的军队杀得一败涂地,顺口说了一句“我爱死了赵子龙”,“爱死了”是现代词汇,三国时候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讲话方式,所以后人拍古装就会露出马脚。
Art289:所以鉴定就是根据蛛丝马迹,寻找露出的马脚?
傅申:美术史家一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随意揣摩,把个人的想法掺杂进去,捕风捉影不是办法,鉴定就像侦探一样,要找真凭实据。
“鉴定永远是混乱的”——《功甫帖》事件背后
鉴定就像侦探一样,要找真凭实据。
Art289:最近两年,内地书画鉴定争论比较大的是《功甫帖》事件,您怎么看?
傅申:新闻很大,所以大家都知道《功甫帖》,但我没有看过原作,而且也没有用高倍显微镜去照。上海博物馆说是双钩廓填,双钩廓填其实很容易看出来,我在《海外书迹研究》中有很多例子。用显微镜照放大的照片,不但是一个个字的放大,而且是一笔两笔去放大,很容易看出来是手写还是双钩廓填,手写的是一笔笔自然写出来的,飞白的地方是无论如何勾不出来的。
上海博物馆认为《功甫帖》是双钩廓填,后来刘益谦他们做了高倍摄影放大,看不出双钩廓填的迹象,所以这一点可能被推翻。上海博物馆也有人坚持认为是双钩廓填。但是苏轼写的还是别人写的,要用另外的方法鉴定。没有办法证明是苏轼本人写的,风格是很像,但是不是亲笔写的,要证明很难。
Art289:《功甫帖》影响特别大,后来还引发了几起官司,对于《功甫帖》的真假,有说法认为是“一眼假”,您认可吗?
傅申:那是他看上去是假的,并不能代表大家看上去都是假的。对他来说是“一眼假”,但是不能代表所有的专家,这还是个人的看法。
Art289:鉴定是一个严谨的学科,但还是有些东西一眼就能辨出真伪?有人说徐邦达水平很高,人称“徐半尺”,意思说他看半尺画就能断定真伪。
傅申:在《功甫帖》面前敢说“一眼假”,就要看过很多苏东坡的真迹,另外对纸张、笔墨、风格的了解也要很成熟。有时候同一件东西,自己的结论都会反反复复好几次,真的下足了工夫研究,最后再做决定。因为真假是道是非题,瞎蒙也可以蒙对一半,尤其是古代的东西,宋元的画作,假的可能到60%至70%。但你是不是真懂?不一定真懂。
Art289:《功甫帖》的真伪引发了市场上的“砖家”和博物馆机构的研究者“打架”的局面,鉴定界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一片混乱?
傅申:我做鉴定有个原则,只鉴定博物馆等公家收藏机构以前收进去的东西,我以前研究张大千的假画也是先从自己服务的博物馆开始,不跟市场联系起来。
Art289:通过《功甫帖》这个事件,大家认为徐邦达等老一辈鉴定家一个个离世之后,鉴定界面临缺乏权威的困境。
傅申:鉴定永远是一个混乱的局面。前辈鉴赏家们年轻的时候写字画画都是高手,所以他们鉴定起来比较接近正确,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现在后一辈的年轻人很多人自己都不写字,外国人做书画鉴定也很头痛,不会写不会画怎么看?所以外国人不做鉴定,做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用那些大家公认的真品来鉴赏。但有一些中国的或者外国的艺术史家,书里讲得头头是道,但一翻书看图片,作品是假的,对着伪作讲得头头是道。
Art289:9个字的《功甫帖》难倒了一个时代,我们怎么面对这种困境?
傅申:这个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只有少数人肯下死工夫,把历代字画真迹看得越多,研究文章看得越多,自己的思想越有逻辑性,才能锻炼自己。
Art289:对您来说,鉴定也是一道难题?
傅申:是。我从小练字画画,还有一些功底。我讲一个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观点——中国的书法临帖就是素描。把一个字临得很像,表示你轮廓抓得很准确,而且每一个笔画模仿得很像,这就是素描。所以中国为什么有文人画家,外国没有。所谓文人,就是拿毛笔写字写得多的人,习惯毛笔了,各种笔法都会了,画梅花、兰花、竹子都很容易,所以临帖就是素描。
Art289:涉及到经济利益,鉴定就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乱象?
傅申:这个没有办法,造假就是因为有经济利益,造假者不会做一个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去卖。时间越早的,假画的比例越高,只有清代宫廷画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真的。
有人形容,《功甫帖》真伪之争中,卷入事件的当事人之众、波及领域之广、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之深,可能都算得上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上之最。图为《功甫帖》高清背光照片。 有人形容,《功甫帖》真伪之争中,卷入事件的当事人之众、波及领域之广、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之深,可能都算得上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上之最。图为《功甫帖》高清背光照片。 “常识都没有,还跟我辩?”——《砥柱铭》真伪之辩
Art289:关于《砥柱铭》,您从年轻时的质疑到后来肯定其为黄庭坚原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您如何看待这种学术定论的改变?
傅申:《砥柱铭》是为了解决30年前的疑问,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总觉得《砥柱铭》有可疑之处,所以没有下定论。后来《砥柱铭》从日本卖到台湾,收藏家请我去看,我还是不能决定,他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复制品,所以我有机会从头到尾把每个印章、题跋都仔细看,逐字研究,最终才下了定论,解决了我自己的疑问。后来他们用我《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这篇文章去做拍卖的稿件,有人批评我是替拍卖公司写文章,其实完全不是。
有人讲我以前在文章里清楚地写着我怀疑《砥柱铭》的真伪。为什么我以前怀疑?书画鉴赏有用眼睛鉴定的,有用文字资料记录去考证的,考据与目鉴要同时并进。文字都很笼统,同样一段文字,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用文字鉴定很难,现在有了图片,但“婚纱照”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多看原作,要找到书画家的基准作品,然后排好年份,看他在各个年龄的风格。同是那一年还有不同的风格,他有时候学这个人有时候学那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甚至同一天写的,字体有学颜真卿,有学王羲之,还有学赵孟fu的,写出来都不大一样。
Art289:《砥柱铭》的研究结果发布后,还是有很多质疑,有专业的,也有外行的,有人认为您是因为《砥柱铭》拍得4.225亿元的高价,才改变原来的观点,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傅申:我总要回答他们。有人说一定是假的,这是日本的国宝,博物馆怎么会卖出来?他不知道那是私人博物馆,首先这就不懂。
有人从《砥柱铭》里挑出几个“错字”。黄庭坚怎么会写错字呢?礼貌的礼,应该是“礻”而不是“衤”,这是错字。在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同一个碑里面“祢”出现4次,一次是标准的一点,一次是两点,还有两次也不是“礻”,也不是“衤”,是“禾”,没人会怀疑,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是3个人写的。古人有某种原因写成这样子。黄庭坚曾经学过柳公权,所以同一个字可以写成各种不同的字。
还有一个“毕(毕)”字,底下楷书是长横下面再短横,但是《砥柱铭》只有一长横,这是“错字”,黄庭坚不会写这样的错字。提出这样问题的,连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都不知道,“群贤毕集”,那个毕就是一横,你说王羲之也写错字了吗?从王羲之以后,不管是米芾、苏东坡写毕字都是一横,这个家伙常识都没有,还跟我辩论。还有人振振有辞,说你眼睛不行了……所以说鉴定家要做好准备,不管来什么问题,鉴定就是越辩越明。其实我很感谢他们,我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责任编辑:静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