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氏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哈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capitalism）转变为他所谓的“当下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有人译为“晚期资本主义”，本人认为不妥）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发达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 )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 ——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哈贝马斯，1999a：170～171）。哈氏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易名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可能更恰切）。
哈氏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1999a：187～205）。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氏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221～231）。而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几乎与哈氏同时，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创造了“假事件”(“pseudo-event”)一词，后演变成“媒介事件”(“media event”)（Boorstin，1961）。)，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哈贝马斯，1999a：248～249）。
对哈氏而言,公关俨然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因为公关所建构的公众注意力和好感,其效果远远越过商品销售本身,因为它还建构出公共权威,成为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半政治力量.公关技巧越成熟,操纵民意就越彻底,诉诸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的公众领域也就消解于无形了(张锦华,1999a：208～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