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对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深远影响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魄力，财力，势力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
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
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
”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起到了影响。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关键在于官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
家族中的子弟要读书做官，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财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为此，一个家族为了让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经商，子孙再家族财力的支持下成为官僚学者扬名显姓，反过来又提高了家族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
当时许多山西商家就意识到：官商结合型家庭是一种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必须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发展。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正如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所评价：“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这里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古文物、古寺庙、古色古香的民居，更有称雄全国的金融都市，这里有号称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日升昌票号。
在当时全国51家票号（银行）中，平遥就占有22家，这里被称为中国的‘金融华尔街’。”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清代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驼帮、船帮和票号。
1、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的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
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
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
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
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2、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 *** 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
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
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启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与意义
商品交易的蓬勃发展，既增加了山西钱庄的金融资本储备，为做更大商品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基本生活需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缓和了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敌对情绪，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长城内外的和平与稳定。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1、儒家文化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
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
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
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
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2、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贡献
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维护修复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山西境内的明清建筑今有千余处之多，而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占了半数以上。
这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经常得以重建翻修，有些就得益于晋商的支持。
《儒商常家》一书五百年纪事中，明代的纪事共有5条，其中4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83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寺庙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5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
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晋中的富商常氏家族如此，其余商家也不甘心落他人之后，巨商大贾们给寺庙院观施舍钱财，多少年多少代乐此不疲，留存下来的寺观庙宇的碑碣中，许多都记录下晋商在地方上捐资的义举。
庙宇修缮“非一人一家所能办，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晋商的捐资善行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古代建筑文物。
晋中商人不仅仅爱听戏文，爱看剧目，他们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扶持戏班子。
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古戏台，渠家在这里组建了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
在当地有“金财主”之称的渠元淦，在同治年间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晋中的祁太秧歌、社火以及流传至今的一首首美妙动听的山西民歌如《走西口》、《桃花红杏花白》等，都凝聚着晋商浓郁的思乡思亲之情，这些都与当年晋商的商贸和文化活动不无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很繁荣，戏种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眉户、碗碗腔等
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
咸丰年间，祁县富商渠氏办起了“三庆戏班”。
咸丰十年（1860）前后，榆次聂店富商王越办有“四喜戏班”。
民谣有“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一杆旗，饿了吃的打卤面，渴了喝的一条鱼”，秃红、秃丑、人参娃娃、一杆旗、一条鱼都是艺人艺名，“三合班”约与四喜班同时，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该村的三台店组成。
该班培养出的名演员有二八黑（净角）。
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
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
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时，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时气恼不过，便决心自己出面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
他为戏班投资白银十万两，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历史剧《杨家将》等，南下苏杭购置了大量戏装乐器，在晋城、高平一带买回十多名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戏班的好把式，教养训练三年，除可演出各戏班通行剧目外，又排练了十多种新剧目，定名为“十万班”。
从此“十万班”成为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
当时在上党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火红热闹。
可见十万班声誉之大。
十万班最兴旺时，有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到5驮，即6到8箱），演员一百多人。
因演职人员多，王大旦又将戏班分为三组，各自独立演出。
王大旦的戏班演出的剧目有《歧山脚》、《黄河阵》、《千秋剑》、《燕王反朝》、《杨家将》等，特别是宋代杨家戏，有数十本，宣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该戏班有一对联：“谁谓戏无益，辨朝野贤慧，开人知识；果然勤有功，演历代兴亡，长我精神。
”这一对联可以说是对该戏班演出剧目的恰当评价。
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赞扬，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
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并易名为乐意班。
在晋中一带，同治时又有祁县富商渠源淦（金财主）组织“聚梨园”，一时称盛。
光绪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玉峰办起“二保和娃娃班”，培养出艺名核桃红、玻璃翠、夜壶五、二蛮旦等名角。
光绪六年（1880）太谷富商孙氏贷银2000两给戏迷杨成斋，由杨出面办起“锦霓园”，有民谣称：“杨成斋好曰能，爱戏办起了锦霓园”。
时有“尹财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儿的乱弹唱不完’之说，上述三人都是艺人。
光绪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办起了“小梨园”，培养出一盏灯（旦）、七百红（须）、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儿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称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
“太平班”约与“小梨园”同期，由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培养出拉面红、说书红等名角。
“小祝丰园”由平遥县富商尹二少创办，“小自成班”由徐沟县富商陈玉创办。
在张家口一带的山西富商也办戏班，如德和栈掌柜祁县人王肃歧资助名伶狼山红、狼山黑办起了“狼山戏班”。
还有一些富商，由爱戏到成为票友，并粉墨登场一过戏瘾。
清末张家口的四大票友，皆为晋商。
如吴志远，忻州人裕园永伙计，生旦净末丑，样样能演。
杨柱，太谷人，大德庄伙计，文武场都行。
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
大盛魁商号库伦分号掌柜罗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乐班，一切开支由大盛魁供给，逢初一、十五在会馆演出。
祁县富商韩子谦，排行五，人称韩五少。
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
30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的商号，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
但他祝钱财为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终日与晋剧、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
著名鼓师狗蛮师傅，到临死还由他供养，死后又由他出资埋葬。
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参考
晋商的发展历史(组图)_网易新闻
news.163/14/1119/00/ABCF7JE300014Q4P.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与商人精神 _文化星期五_中国网
china//feature/519808.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搜狐
history.sohu/s2014/mingqingshanxi/index.s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官商一体 权力庇护(2)-搜狐
history.sohu/20140902/n403986167_1.s
【亦观察】 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_网易财经
money.163/14/0620/09/9V62HTKK002551G6.
晋商与社会文化：晋商与戏曲_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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