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当然是儒学大师，并且实在是背了太多黑锅了。孔子开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学问，简单说就是对“王道”社会的向往与对“圣人”人格的追求。由此而衍化而来的各种君子修养与治国方案，前者以“仁”为中心，后者以“德”为中心。于内圣路向上，孔子只给出了现实层面具体的行为准则，而没有给出更形而上的依据。至《中庸》开始贯通天道，孟子把“仁”的追求归于人性本善。这才使得儒家的道德修养有了形而上的依据。但是在外王路向上，孔孟虽然都提出了“以德治国”“仁政”的治国方略。但是他们都没有给这种依照“王道”理想而编制的治国方略提供形而上的依据，而是以“王道”的应然性来论述现实的应然性。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好像一施仁政就“仁者无敌”，诸侯拜服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荒诞的。在那样诸侯征战的时期，你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你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都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的。但是，这里的意义并不在于现实的可能，而在于孔孟对“王道”的信仰以及基于“王道”而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董仲舒承孔孟而着重展开了儒家的外王路向。
董仲舒属于儒家的今文家，他在自己的论述阐释中加入了大量的阴阳五行谶纬等内容，从董仲舒开始，今文家出现了与谶纬神学合流的倾向。今文家从董仲舒开始走向了虚浮，开始脱离五经文本。叶微香指出的董仲舒的学说在目的上与儒家是一致的，这点我赞同，但董仲舒在治学方法上与先秦以来的儒家治学方法是存在悖离的。从董仲舒开始，“浮文章句”开始成为今文家的主流治学方法，“浮文章句”就是拿一段五经文本然后引申开去写出来的文本，缺点是空疏而繁杂。东汉开始，经学的一个主流工作就成了“删章句”。把西汉经学家们天马行空的冗长章句统统删去，从里面精炼出有意义的东西来。也就是这个删章句的过程里，本来地位一直近似于民科，到王莽时期才稍微上了点台面的古文家开始兴起。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为了加强君权，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对于扭转局势十分有利，深受汉武帝赏识。
因为秦朝的关系，百姓对法家的印象很恶劣，直接开搞法家肯定不行，只好用以民为本的儒家来赢得民心，实际上却搞的是法家。
多看看汉武帝的实际行为，就知道推行的核心是法家还是儒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