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当然是儒学大师,并且实在是背了太多黑锅了。孔子开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学问,简单说就是对“王道”社会的向往与对“圣人”人格的追求。由此而衍化而来的各种君子修养与治国方案,前者以“仁”为中心,后者以“德”为中心。于内圣路向上,孔子只给出了现实层面具体的行为准则,而没有给出更形而上的依据。至《中庸》开始贯通天道,孟子把“仁”的追求归于人性本善。这才使得儒家的道德修养有了形而上的依据。但是在外王路向上,孔孟虽然都提出了“以德治国”“仁政”的治国方略。但是他们都没有给这种依照“王道”理想而编制的治国方略提供形而上的依据,而是以“王道”的应然性来论述现实的应然性。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好像一施仁政就“仁者无敌”,诸侯拜服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荒诞的。在那样诸侯征战的时期,你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你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都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的。但是,这里的意义并不在于现实的可能,而在于孔孟对“王道”的信仰以及基于“王道”而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董仲舒承孔孟而着重展开了儒家的外王路向。
董仲舒属于儒家的今文家,他在自己的论述阐释中加入了大量的阴阳五行谶纬等内容,从董仲舒开始,今文家出现了与谶纬神学合流的倾向。今文家从董仲舒开始走向了虚浮,开始脱离五经文本。叶微香指出的董仲舒的学说在目的上与儒家是一致的,这点我赞同,但董仲舒在治学方法上与先秦以来的儒家治学方法是存在悖离的。从董仲舒开始,“浮文章句”开始成为今文家的主流治学方法,“浮文章句”就是拿一段五经文本然后引申开去写出来的文本,缺点是空疏而繁杂。东汉开始,经学的一个主流工作就成了“删章句”。把西汉经学家们天马行空的冗长章句统统删去,从里面精炼出有意义的东西来。也就是这个删章句的过程里,本来地位一直近似于民科,到王莽时期才稍微上了点台面的古文家开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