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的主题，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忆恋儿时伙伴，怀念童年快乐，有的说是赞美农民和农家孩子的种种优良品质，有的说是向往美好生活，甚至有人说是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本文拟就该小说中的两个疑问另行思索探讨，提出显异于历来诸家说法的看法。
一、堂堂鲁迅，竟如此拙劣?
社戏》入选为课文时，被删去了前截的一千五百多字。被删文字的末尾作者写道；“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我看那好戏的时候……恐怕我不过十一二岁”，课文末尾亦即全文的末尾，作者又感叹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好戏”，“好戏”，“很好的好戏”!如此说来，那夜所看的戏必是顶好无疑了。其实不然。只要读读课文中从“最惹眼的是”到“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一段(八个自然段，九百多字)文字，便会确认那晚赵庄的社戏在“我”和小朋友们的眼里相当糟糕：那戏是“我最怕”的，只能使人扯呵欠、打瞌睡而无法撑熬的，是“十分扫兴”而惹人“破口而骂”的，怎么会是“很好的好戏”呢?看社戏之前的一千一百多字写孩子们神往社戏。如果社戏确实理想，则无疑是正面的渲染烘托，但盼到的结果却是“十分扫兴”，这神往与扫兴的强烈反差又把那社戏显得更扫兴而该骂了。看戏之后回归途中的偷豆情节中，大伙是多么轻松，多么兴奋，多么畅快啊!这无疑又与看戏时的困倦、扫兴、怨愤构成鲜明对比，更反衬出当晚的赵庄社戏糟糕到了极点。虽然那十分扫兴的戏中也并非毫无可看的一点：“忽然一个红衫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又振作精神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最好的一折。”但是这两句话中，不但毫无欣喜赞美之情，反到露出几分遗憾之意：整晚的戏，可看之处仅此一个短小细节而已，它比起大伙喜爱和“我”所盼望的“铁头老孙连翻八十四跟斗”和“白蛇精”、“跳老虎”来，不知有多乏味!即使就算这两句话是纯粹的美言吧，也才仅仅寥寥六十多字，而文中直接写那戏难看是一千来字，加上反衬该戏扫兴的，竟多达三千四百多字，是“美言”的五十多倍!这有如说是在写戏好看，倒不如说是以其中丁点儿的醒目之处反衬整夜的“社戏”非常扫兴。作者反复赞叹那戏很好很好，却又调动多种手段把那戏描写得很糟很糟，岂不是卖矛又卖盾?堂堂鲁迅竟如此拙劣？《社戏》开头的一千五百多字写我在京城所看的两场“中国戏”，头场是“咚咚皇皇之灾”，不及入坐便“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第二场虽然强熬着看了许久，但最终还是“省悟到这里不适于生存”而逃之夭夭，并从此便“与中国戏告了别”。接着引了日本学者的话评议道：“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演出。” 京城里的这两次“咚咚皇皇”、“毛骨悚然”之灾与题目“社戏”，与我们素来所抱持的《社戏》的那些中心思想里的任何一说，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作者却为之用墨如泼，文字竟达全文的四分之一，这已够令人大惑不解了。但作者却似乎竟然还嫌离题不够远，写完“咚咚皇皇之灾”后，刚刚提起儿时所看社戏，却又立即将它撂开，放开笔墨去大写“掘蚯蚓”、“钓虾子”、“牛欺生”。文题是“社戏”，这些内容与题目有什么联系?以上两部分共二千一百多字，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岂非下笔几千言，离题数万里?这究竟是鲁文笔之大弊还是我们理解的偏差呢？
如果仅从“社”和“戏”的本意去理解“社戏”，如果仍然抱持我们过去所概括出的“社戏”的主题，便只能认定《社戏》的内容自相矛盾且过半文字离题万里，只得承认鲁迅先生的“杜戏”的构思拙劣透顶。如果要否定这种与鲁迅先生极不相宜的看法，便必须突破字面去探索·《社戏》的主题。俗话说，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戏”、“剧”通常都有本义和比喻、象征义，还可能有本义与比喻或象征兼用的双关义、三关义。人所共知，鲁先生喜欢并擅长比喻、象征、暗示、双关等修辞艺术。戏剧范围的概念的双关使用也不乏其例。如《赠日本歌人》：“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罢演封神。”其中的“歌舞”和“西游”、“封神”用的都是双关。如果视“社戏”中的“戏”为双关，则戏前戏后的情节都是“戏剧”情节，戏内戏外的人物都是“戏剧角色”。这样，《社戏》所写诸事都是“戏”，而《社戏》中所有人物都是“角”，那么其中看似与题目无关的文字也就紧扣题目了。如果视“戏”为由其本义与象征义构成的双关，因而视文章前部那作者反复四次以“中国戏”称之的两场京城戏为中国社会生活的象征，则这部分文字不沾主题之嫌也就可以排除。如果不视为兼象征义，则京城的“中国戏”与文中的儿戏便毫无联系而不能构成对比，因为它们各属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而毫无可比性；如果视“戏”兼有象征义，则京城戏与农村社戏和儿戏都象征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处于同一领域而具备了可比性。也只有视“戏”兼象征，赵庄社戏之前之后的情节才能算“戏”，社戏》里边才有“好戏”；《社戏》里有那么多“好戏”，该文所谓“自相矛盾”之嫌便烟消云散了。可见，“社戏”中的“戏”必须作兼有象征意义的双关理解。
“社戏”中的“社”用的同样是本义与象征构成的双关义。第一、既然“社戏”中的“戏”为双关而含义广博，那么其中的“社”就不大可能仅用其本义而含义单薄。第二、“社”的本义是土地神，引申为“社庙”，即祭土地神的地方，又引申为祈、酬土地神的活动；由于人们对土 谷神的崇拜，“社”与“稷”组成“社稷”则表示帝王的土谷神祭坛，又象征王权和国家、民族；后来还演变成区域名称，当代用作行政区划名称。可见，用“社”象征国家完全符合我国文化传统。第三、小说题为“社戏”，但文章直到中部才用“社戏” 点了一次题；奇怪的是文章开篇便说“中国戏”，而且说了四次，这反反复复的“中国戏”岂不是在暗示：“社戏”即“中国戏”，“中国戏”即“社戏”，“社戏”的“社”即“中国” 吗?否则作者为何不用“京戏”、“粤剧”之类常用剧种名目而偏要在“戏”之前冠以“中国”而笼里笼统地说“中国戏” ，且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呢?如果这“中国戏”不是“社戏”，那么写“中国戏”的一千五六百字岂不离题?应当说，文中的“社戏”便是“中国戏”，这是作者的暗示性点题。 第四、鲁迅小说中的“社庙”一词通常用象征义。最典型的是《长明灯》中的“社庙”，表面上指的是吉光屯的土地庙，实质上却象征着整个华夏，象征华夏民族传统的意识、观念、政治、文化。另外，祥林嫂捐门槛的“土地庙”，阿Q栖身的“土谷祠”也不无类似的象征义。“社戏”的“社”的用法当与《长明灯》的“社庙”相同，象征中国。第五、“社戏”的戏场“赵庄”，也颇耐寻味。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的姓，不少地方被赋与了象征性，如“赵”、“钱”、“华”、“夏”、“孔” 、“鲁” 等，而尤其引入注目的是“百家姓”之首的“赵”。“狂人日记”中那险恶的狗是“赵家的”，这“赵家”显然象征中国的治人阶层；《阿Q正传》中竟有三个治人者姓赵，连阿Q也一 度自诩姓“赵”，结果是讨了赵太爷的几个嘴巴。因此，这“赵庄”即“赵家庄”的“赵”字也应该是“中国”的象征。这一象征无疑也是“社戏”的“社”兼用了象征的旁证。第六、华夏众生对“社”的信奉、尊崇、敬畏、祭祈、酬赛，是其意识信仰的集中表现，也是其迷信、愚昧、奴隶主义和愚顽、奸诈及王道、霸道的戏剧性会演。在这“社”里，人们懵懵懂懂、昏昏沉沉、虽活犹死，这“社”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人们的灵性在其中不断地被毁灭。争“社”、抢“社”、兴“社”、灭“社”，打打杀杀，“社”是 战场；弱肉强食，尊吃卑，贵吃贱，长吃幼……“社”是生灵的屠场和人肉的筵宴。令人“十分扫兴”的，令人“头昏脑眩”、“毛骨悚然”，毁灭着人的灵性，使人难以生存，这就是“社戏”中的“社”，这便是《社戏》中的“社戏”的深层含义。
参考资料：www.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