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6-25
白话文运动起源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是一场从北京推向全国的文体改革运动。该运动提倡书面语使用白话或语体，而不再使用文言。运动的发起者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与维护文言文的各方展开论战，并最终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文言文原本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然而，到了西汉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文言文成为了不可更改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文与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从唐宋时期开始，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起。先是采用了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等文体，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出现了用当时口语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但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仍仅限于通俗文学范围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的独尊地位。
不少学者曾主张书面语应与口语一致。1861年，洪仁玕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改革文体的方针。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引入俗语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裘廷梁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改用白话文；王照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亏谨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创作通俗易懂的文章。梁启超最先向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虽仍用文言，但平易畅达，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迈出了白话文的第一步。随后，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益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然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科举制度的废除、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皇帝、粉碎袁世凯称帝迷梦，《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标志着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了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取得突破，显示出实绩。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评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唐钺也在《雅洁和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框架有3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3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4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闻一多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1921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的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由于历史的局限，白话文运动不可能迅速彻底完成它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报纸的新闻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学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话文，也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但从“五四”开始，白话文的推行，已成了时代的潮流，历史之必然。30年代又进而发起大众语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