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7
作者在本节回顾了自己对星巴克公司作为美国企业公民，能够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哪怕自己的政治能力相对弱小，但也不会在国家和民众遇到危机时袖手旁观 ，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发起和参与ZZ活动。
我渐渐意识到，在看到有人遭遇危难和体系崩溃之时，不可袖手旁观。假如两种困境俱在—人的苦难是因他人推卸责任或者对人有失尊重所造成的—那就是不公正。
对我来说，不公正会令我不安，我会利用现有的工具和资源与之斗争。小时候，我能陪着母亲坐着，别人却做不到。长大后，我能把一半工资交给父母。创业后，我能给伙伴提供医保福利，换别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做不到。岁数大了，我对不公正的反抗就越发专注。我将这归功于日渐成熟的对人性和复杂问题的理解，归功于我身边人给我的影响，尤其是我的妻子雪莉和女儿艾迪森。多年来，我和艾迪养成一个习惯，偶尔会一起到我们家附近的那家星巴克的店外长凳上坐一会儿，聊聊天。她还小的时候，我会利用这宝贵的父女相处时光给她传授一些人生智慧。那些日子里，是女儿带给我快乐，教会我耐心，鼓励我对人性更加宽容。她还教会我何为潜移默化。时至今日，我仍能从她身上学到很多。（霍华德本身也是在不断成长，人格不断丰满）
我的是非观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偶尔会令我对—例如，违背了信任、忠诚甚至道德规则的行为—有所成见。有时候，我甚至连家人、老友、同事的行为失范都很难原谅，或者是对人性中难免的弱点斤斤计较。此外，我无论责人责己都很严厉。
在雪莉和艾迪的帮助下，我洞悉了自己内心的不安，急躁的情绪得以缓解，注意力也更为集中。我的经历教会我处理身边、工作中和世间的纷乱事务，还教会我将理智和情感统筹兼顾。（愿意拥抱改变和进步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我一般不愿看连续新闻报道。然而，整日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我发现自己对其看得入了迷。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联邦政府是否会提高所谓的“债务上限”，即国家欠债的总额。共和党表示，除非通过一项大规模削减开支的法案，否则他们不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他们此举其实意在阻挠奥巴马总统的施政进程。另外，民主党则表示，如果不同时增税，他们也不会在当年夏天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和体制的难题之一呀）
政客们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口口声声说己方将会竭尽所能，避免对国民造成伤害，还指责是走到对面的反对党导致了僵局。两党的高层日日闭门磋商，出来时又个个摇头。两党好不容易制订出一份预算草案，希望双方各有妥协，却在委员会上被否。国会屡次召集投票，又取消投票。有人威胁要用冗长发言妨碍立法投票。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其中有两件事尤其令我困扰。其一，错过截止日或触及国债上限，意味着一部分最辛苦最无力抵抗风险的国民—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的受益人、退伍士兵、社安金领取人、政府雇员、联邦退休金领取人—就会晚领、少领甚至领不到钱，人们将会立刻尝到政治斗争的恶果。（民zhu的困境）
其二，提高债务上限其实是投错了门路。国家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负债，而是一个综合而平衡的财政预算，辅以一份两党一致同意的经济发展计划，刺激经济长期发展，增加就业。通过提高中产阶级久滞的薪金水平、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鼓励企业家干事创业、为贫困人口提供医保等基本需求等方式，帮助国民自力更生。
换句话说，共和、民主两党的斗争不仅是处理欠妥，而且，其斗争的源头就是错的。政客们不是携手处理国民最迫切的需求，而是在是否增债、是否增税上面扯皮拉锯。这都是宏观决策，却非增长型战略。（执行力强的企业家肯定是看不惯这些政客的尿性）
我们选举出的这些官员，他们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们失职了。我坐在沙发里，套着颈托，看着国家领导层的拙劣表现，童年时目睹父母因钱而争吵的心烦和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
我是一家公司的掌舵人。这家公司的创办宗旨是成为当地社区的经济、知识、社会的一分子。这一点我从未忘记。
说到底，我爱我的祖国。
那年夏天，我义愤填膺。我们那些民选的官员未能恪守民主的核心原则，未能为了大局的利益而让步。他们中的太多人只知道自保。他们未能携手寻找共同点，在党派的意识形态上稍做让步，而是一心想着保证连任。我们看到的是党派偏见和自私自利，更严重的是，我们看到了民主精神的崩溃。这件事令我痛苦万分。（霍华德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很强呀）
我跟很多美国公民谈起过，跟他们一样，我在考虑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2011年，坐在家里，时刻铭记公司受托责任的我还在考虑—针对新闻里所说的这些事，星巴克能做些什么。星巴克曾经参与过基层的政治活动。2008年的选举日，我们向每位投票的选民免费赠送一杯煮好的咖啡，我们还向每位承诺在社区里宣传兵役的人免费赠送咖啡。（给客户以善意的温暖）
我想起了最近更新的公司使命（是在转型期制定的）中的一句话：“每家门店都是社区的一分子，我们有责任成为大家的好邻居。”
我问自己：一家公司要想成为人们的好邻居，意味着什么？
我打算8月初结束休养开始上班。在那之前的那个星期天，我给星巴克的伙伴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大家—顾客可能会因最近一系列政治事件而焦虑不安。我建议道，我们要继续维持门店的“本地舒心小憩场所”的气氛，以抚慰顾客的心情。
我在那年夏天的愤怒，只是漫漫长路的开端。国家因党派之争而行将瘫痪，我的懊恼与日俱增，一个个问题在我心中纠缠：作为公民，霍华德·舒尔茨的发声时机是在何时？作为星巴克的CEO，我的发声时机是在何时？作为一家公司，星巴克是否要用语言和行动表态？什么语言最有影响力？什么行动最有意义？往大处说，企业公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公司在社会里繁荣昌盛，该如何反哺社会？我在这个国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公民和CEO，我是否有责任帮助它？（这些思考已经超越了一般企业家的视野和能力范围，霍华德不从政可惜了）
两党合作施政已难以为继，恐惧散播者占了上风，国家危如累卵，我不想袖手旁观。我像去年一样写信，可意义不大。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区别的话，信的内容比去年有失尊敬，党派分歧更大了。
圣诞假期前夕，我召集了星巴克的一些人，商量公司可以怎么做。我不妄想我们能显著改变民选官员的行为，但默不作声不是我的做派。公司里很多人都觉得，既然公司已经表明态度，就应该急流勇进。我相信，对他们而言，默不作声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要以妥当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心声，展现公司的价值理念。（真正的民zhu价值理念，不再当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想到一个办法。我们不能在国民的焦虑情绪上火上浇油，而是通过一位意料之外的“信使”，在乱局中释放积极信号。
2012年12月26日，我们要求华盛顿地区所有门店共120位咖啡调配师在顾客的咖啡杯上写上“团结起来”。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字，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希望—共和党与民主党团结起来，避免坠入财政悬崖，制订一项长期的预算法案。
这是我们首次利用咖啡杯传播信息。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拒绝在星巴克的白绿色咖啡杯上搭载广告。咖啡杯是个神圣的容器，它盛着我们的核心产品，在咖啡调配师将其递给顾客时，就带上了私人感情。之前，我们最多只是在杯身上印刷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语。（挺好的形式）
我当然知道，一位参议员在看到杯身上匆匆书写的“团结起来”后就突然良心发现，这种可能性极小。但我将此举视作一种公民参与，这与高举口号牌、给国会议员写信是一样的。（霍华德对政客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哈哈哈）
公司如何表达意向，这将是个不间断的尝试。10月11日，星期五，美国星巴克的顾客走进店内，就会发现稍有不同：店里多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些笔，一本笔记板，还有一份请愿书：
华盛顿的领导层：现在是时候团结起来了。1.重开政府，为民众服务；2.按时偿还债务，以防再次出现金融危机；3.年底前出台两党连立的长期预算法案。
一则同样内容的数字化请愿书被发到网上。但对我而言，此创举的好处在于，它在门店内营造出人人参与的氛围。走进当地咖啡店，跟邻居们围在桌旁表达心声，就有了亲力亲为的意思。政府似乎遥不可及，一张纸、一支笔却使得民众得以发出声音，有机会被高层听到。约翰深谙华盛顿的党派之争，他对这个创意尤为自豪，因为请愿活动找到了争论双方的共同基础，在理智和情感上将民众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使其在政治上被分化。（很好的活动，理性团结，对星巴克社会形象有利）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政府停摆进入第三周。
星期二，联邦快递的数千件信件、包裹寄到了星巴克的西雅图总部。我们把信件和包裹装到大箱子里，用平板手推车运到四楼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来自总部办公楼的100位志愿者等在那里，他们带着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专业素养，在长桌上忙碌起来，将寄来的请愿书签名分类、记录。每一份请愿书他们都要看两遍，以确保不出错误，遇到重名的情况还要再次检查。他们记录邮政编码。这不是一份有趣的工作，但屋里的人都带着一种目标感。他们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他们深感自豪，因为公司在帮助民众发声。
我站在会议室中央，在纸张摩擦的沙沙声和志愿者统计的低语声里，有那么一刻，我从中感受到了友情。这种感动并非来自政府里那些席位。这间会议室里的人相信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他们的自豪感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目的是纯洁的。（企业价值和责任在本次活动得到体现）
星期五，联邦政府重开。
请愿书与政府重开没什么关系，只是时间巧合而已。政府里有人打开过纸箱吗？我们不得而知。可我们把该做的事都做了，其他的无关紧要。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在做一件大事。
我们收集的签名，以及从顾客和伙伴那里收到的反馈，都反映出身心疲惫的公众想让从政者听到自己的心声。在一些请愿书上，人们不仅签了名，还在空白处写上了“谢谢”二字。顾客们说，这是个好办法，能向国会施压。请愿书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因为政府本应为人民群众服务。有人还说，希望华盛顿的某些人能听一听选民的心声，因为前者是后者选举出来为自己代言的。（霍华德对客户的尊重和关怀，反过来客户也会更加信任）
美国的每个州都有星巴克的门店。不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都是社区里无法忽视的存在。我们遍布美国大地。我常常尽力拿出时间行走在这片大地上，行走在门店里，跟伙伴和顾客交谈，多听而少讲。我从中发现，原来那些老生常谈都是真的：大多数人都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自己被重视、被理解、被爱，希望有机会追逐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除此之外，我渐渐相信，大多数人都有各自的潜力，它极易被人忽视，一旦发掘出来就是无限。我遇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只需要一个机遇而已。
我和同事们都在思考，除了在门店内营造人际连线和集体感之外，星巴克能否在美国有更大作为。这种作为与售卖咖啡关系寥寥，甚至毫无关系，而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能不能、应不应该把产品和经营上的创造力和严谨用于解决国家难题？这是我们公司的使命吗？作为企业公民，我们有责任蹚这个浑水吗？倘若如此，我们能走多远？应该走多远？（不得不说，星巴克志向远大，不仅仅是卖美咖啡）
身为CEO，身为美国公民，我问了自己一个更大的问题：不做旁观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改变社会，团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