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专家杨宣诚
日转星移，韶光易逝，离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巳五十二年了，中国被侵略凌辱而奋起抗战的抗日战争也胜利了五十二年了。当年参加盟军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代表中国受降的中国将领多巳作古。其中海军中将杨宣诚是最富传奇性的一位国际知名的军事情报专家。然而在中国知道他的故事的反倒不多，这也与他的工作性质及其为人只愿埋头苦干有关。
杨宣诚号朴园。抗日战争中他详尽的情报搜集与精辟独到的分析，饮誉盟军，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开罗会议上，参谋会议研究反攻缅甸的东南亚战役部署时，他对敌情分析入木三分，对敌军动态了如指掌，震惊盟军参谋界，长久还为英美参谋将领所论说：太平洋战役之前，国内对日军南进抑北进，一时议论纷纭，而大多为迎合上峰愿望，多主北进之说，而他独树一帜，力排众议，论定日本将行南进。后来果如他所论证，深为军界同行所钦佩。但其桀骜不驯的脾气，不阿谀奉承，难为当道所容。然其安贫乐道，为国忠心耿耿，则为知者敬仰称颂。
杨宣诚原名宣德，十六岁东渡日本，投靠其七兄宣诚。而七兄一人的官费维持两人生活实有困难。适清政府在日本招考留学海军学生，条件需具有官费资格者。乃冒其七兄之名应考，考取。后来，使馆以名额尚不足，乃放宽条件，非官费生亦可应试，乃再次赴考，为考官发现，说：你巳考过一次，不要再考。令其退出考场。故只得兄弟两人易名。
宣诚体态修长，身高一公尺九，仪表堂堂，人称：“杨长子”，或“十三长子”，以其兄弟姊妹共十三人，其为最幼者。留日期间湖南同乡黄一欧与之交情甚笃，因之常见一欧令尊大人黄兴，受其熏陶，参加兴中会，后改名同盟会。留日期间即为人正直不苟，平工不肖生向凯元所著《留东外史》描述留学生轶事，其中有一段“杨长子坐怀不乱”即是讲他留日时的故事。因为身材高大食量亦大，日本军事学校定量供应，主食多吃麦片，多数中国学生嫌其粗造，每餐均有剩下，他因食不够，则将他人剩下者以充饥，可见留学期间之含辛茹苦。
一九一一年杨宣诚学成归国，在长江舰队服役，正值武昌起义，即与舰上革命党人组织起义，溯江而上赴武汉支援。在楚泰军舰任枪炮官，兼教练官，兼任援鄂舰队参谋官，为时一年，目睹中国海军派别分岐，排挤倾轧，深为痛心。
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遴选一批革命有功青年有培养前途者出国深造。杨宣诚被派留学美国。一九一三年先在旧金山青年会学习英文，半年后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商学院。但以“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党人占据要津，清算革命党人，取消革命党人留学生官费。杨宣诚被追离美，又不能回国，乃流亡日本。黄兴适在东京办政法学校，收容革命党人，宣诚得任教授之通译，侧身名流学者之间，获益良多。
一九一六年，杨宣诚由日本回国，适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全国仇日情绪高涨，湖南高等师范所聘日本教席被解雇，留下大批日文讲义，学校招人翻译，杨宣诚应征，暑假期间译完一大巨册，且不计报酬，为校长吴雁舟所器重，乃延聘为英文教席。时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先生亦在该校任职，毛泽东、李维汉均在该校就读，并常与他讨论“过激派”（当时日文对“布尔什维克”之译称）等译法问题。
一九二〇年七月年杨宣诚为倡导“联省自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聘为省长公暑交涉股长，湖南省自治后，被推选为交涉司司长。自一九二三年迄一九二六年，三年有余。期间正经历五卅惨案、六一惨案，湖南人民群起遣责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领事馆惊慌失措，再三向杨宣诚请求省政府保护，致以重金，为之斥拒。并深入群众，呼吁保持理智，以防再发生流血事件。同时协助一些青年投奔黄埔军校。
彭德怀部攻下长沙时，杨宣诚时在何键主持的省政府任外事秘书，逃往武汉，在武汉大学执教日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延揽人才，经同乡贺耀祖将军推荐，到参谋本部工作，出任驻日少将海军武官，是时蒋作宾为驻日公使。中日间形势巳很紧张，但对日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工作非常薄弱。杨宣诚深感任重道远，精心策划，以其流利的日语以及师友众多的优势，广交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活动，及时搜集到一些珍贵的情报，用不同来源，互相印证，予以仔细分析，正确判断，打下情报业务基础。得到中央政府重视。当时外交官办公费用采包干制，如不活动，不交际，费用可全部中饱私囊。而他则尽其所有费用，用于情报业务，使馆同仁对其忠心耿耿，廉洁奉公，莫不深表敬佩。任满回国，蒋介石对其成绩甚为满意，特命在庐山开办武官训练班，培养驻外武官人才。该班后迁南京，归属参谋本部建制。杨宣诚任参谋本部少将处长，兼掌武官训练班。该班为国家培养出不少驻外武官，质量较高，战时遍布世界各国工作，为国家作出不少贡献。杨宣诚还一度兼任陆军大学海军战术教官，以其学术湛深，讲解清晰，深得学员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宣诚在大本营任第一部情报组处长，兼第五部对敌宣传组组长。不久改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持对日作战军事情报工作，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有建树的时期。
杨宣诚在军事情报工作中坚持他的治事原则：组织严密，要求严格，作风严肃，分析精辟细致，对部属亲密关怀，用人不分派系。因此，他主持的军事情报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盟军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备受赞扬。当时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与中国政府合作对日情报工作。经中央同意， 在重庆建立中苏合作的特种情报所，杨宣诚兼任所长，苏联派人任各级副职。
每周军令部二厅照例举行一次盟军军事情报交流会议，会议上二厅常有精采的精辟正确的情报分析报告。驻重庆的各国武官及军事代表都来参加。夏季，著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酷热难熬，那时办公室又无空调，有些外国军官图凉爽，着便装前往参加。受到扬宣诚严厉批评，并严肃宣布，“此乃正式盟军军事会议，凡军容不整者不得与会”。从此，各国军人来二厅接洽公务者，莫不戎装整齐。重庆各国军人流传这样的话“二厅翘胡子将军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军人，与他交往，一切礼仪千万不可疏忽”，主要是因为二厅的情报对他们很有价值。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第二厅监测电台就接收到日军的一个新出现的密码，距离很远，电波微弱，不久销声匿迹，没有出现。经过破译，发现是日本太平洋海、空军的联系。杨宣诚命令一组监测台日夜监视这一神秘波段。“珍珠港事件”前夕，这个电台又出现了，它频繁忙碌地向太平洋地区发布指示，部署和调动大批海空军力量。结合当时世界整个战局，以及外交战线上的活动，杨宣诚判断日本将在太平洋地区，特别可能向美国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有所动作。当即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将这分析通报盟军。获同意后，一方面在重庆召开驻渝盟军军事代表紧急会议，通报这一情报。当时外国军事代表多持怀疑态度，有探询这情报来源者，杨宣诚对以：“此系中国军事情报秘密，恕难奉告”。一方面由中国驻美武官郭德权及副武官萧勃亲自向华盛顿美国政府提供这一情报。据闻罗斯福总统获此情报后，曾与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但没受到重视。
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珍珠港战争爆发，日本偷袭成功，罗斯福想起此事，不胜懊恼。后来他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中国派一位海军将领，精通英、日文的情报专家，作为他的私人顾问。当时侍从室某主管打电话告诉杨宣诚，并戏谓：“罗斯福简直是寄了照片来要人，只少提到你那翘胡子了。”蒋介石未予同意，但派了商震上将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常驻华府。
日本攻下香港后，重庆参谋首脑研究新加坡形势时，有些人认为大英帝国在新加坡苦苦经营近二十年，新加坡要塞为其东南亚防御枢钮，并且有最新型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参加防御，应是固若金汤。而杨宣诚根据军事情报及战备形势的分析判断，独持不同见解，在高级军事会议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新加坡要塞虽经英国多年建设，然原设计过于偏重保东西航道畅通，对来自海上的攻击，和防御工事可云至善尽美，而忽略了，也没有考虑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方面的陆上攻击，因而形成了薄弱地带，造成有隙可乘。正如此次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前车之鉴，不可不重视。海上虽有‘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新型巨舰协防，然英国空军多集中在本土及欧洲，对东南亚形成空军掩防弱点，故新型战舰也不一定可恃”。他的结论是：“新加坡要塞难长期固守”。与会中的军令部次长刘斐中将深不以为然，甚至疾言历色质问，并斥之为悲观情绪。
不久，战争发生，形势发展如杨宣诚分析所言中。“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为日空军击沉。而新加坡要塞为来自马来西亚进攻之日军所攻陷。此时，军界对杨宣诚的洞悉战争形势，莫不钦佩。
英国在东南亚战场失利后，一九四二年初英国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请派军事情报主管到印度，共商加强东南亚地区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派杨宣诚赴印度，与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会谈。会谈中定下一些事项，其中有由中国政府派遣航空委员会建制下的电讯情报人员驻印度与英方在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合作。由倪耐冰、邱沈钧等三十余位组成赴印度工作队。在加尔各答工作一年多，以情报资源帮助英方空军作战，对日本空军予以沉重打击，取得不少胜利，深受英方赞扬。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近五年的时间里，重庆不少人士，大唱苏必战，宣扬日本将大举北进之论调，以迎合上峰的愿望。而杨宣诚根据掌握的情报客观事实，及丰富的国际知识，对此独持异议，力排众议，断定日本必将南进与英美一战，而决不会北进，与苏联交锋。闻者大哗，有人甚至斥为无国际常识。而杨宣诚不为所动，最后历史的进程印证了他正确的见解。
抗日战争末期，日军曾三次进犯湘北，会战期间，杨宣诚为掌握前线战况，废寝忘食，及时提出可靠情况，对战局起关键作用，特别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当日军沿临湘、岳阳一线南下时，长沙守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即率部渡湘江西撤，弃城驻进岳麓山，蒋介石曾亲自两次三番电令其固守长沙，并命回报军事部署，张军长含糊其辞。杨宣诚异之，并电报长江谍报站，询问驻军及该站情况，谍报组长如实报告驻军巳撤离长沙城，并直言该站也正拟撤离，杨宣诚乃即命令该谍报站坚持固守岗位，不得擅离，并命令该组派人侦察第四军确切部署地点，以及敌情，迅速及时回报，当他得知第四军确切驻扎地点，日军先锋尚未达长沙的情况时，立即向统帅蒋介石禀报。蒋甚为震怒，电张军长，斥其虚报情况，临阵脱逃。张初尚狡辩，谓仍驻在长沙市内，蒋以谍报组回报的其驻扎地点及部署以对，张军长始哑口无言。蒋严令第四军限时迅速返防长沙。第四军甫渡湘江，在猴子石，与日军斥侯部队(斥侯：古义为间谍、侦察之意)遭遇，日军仓促应战，狼狈溃逃。第四军随即进驻长沙，日军回师湘北。杨宣诚电话向参谋总长何应钦禀报时，何在电话中笑谓“老杨，此乃你谍报工作的功劳，湖南人的福气。”张德能以擅自撤退受军事法庭处决。
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商计战后的政治安排及反攻缅甸准备，杨宣诚以高级幕僚身份随蒋介石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首脑，美国为罗斯福总统，英国为邱吉尔首相，中国为蒋介石。英美两国尚有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东南亚盟军总司令及各部幕僚，欧亚两战场高级指挥将领，及各关系国的外交官，美国共约四百人，英国约三百人。美国来华作战的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中国随从代表共二十人。
“开罗宣言”为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为战后的历史安排起了决定性作用。该文件是美国霍布金斯起草，代表中国陆海空三军首长签字的是：陆军商震上将、海军杨宣诚中将、空军周至柔中将。杨宣诚以作为参谋首长论资历应请原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代表，他不便僭越。但蒋介石称：“你是代表中国海军，不可缺海军”。杨宣诚只得遵命。宣言草案中关于战后日本应归还中国领土部分：“…台湾应归还中国…”杨宣诚发现未提及澎湖群岛，乃告负责外交工作的代表王宠惠，应该加上，王认为“澎湖群岛系台湾的一部分，宣言中既巳说明台湾归还中国，澎湖自然已经包括在内”。杨则认为：“不然，因当年马关条约写明割让台湾与澎湖，两者并列，乃系日本方面提出，当时我国代表李鸿章正如阁下所言，认为澎湖已包括在台湾之内，不必再标明。但日方坚持，系恐我国临时将澎湖划出台湾省，或将之并入福建省管辖。日方坚持要写明澎湖，也因俄国曾出面要求割让或租借，故日本特别重视，现在如果在宣言中只写为台湾而不明确写出澎湖应归返，与马关条约不符合，战争结束后，日方也可能借口不归返澎湖。”王听此番道理后，恍然大悟，出面通知美国在草稿上加上“澎湖”。蒋介石后来曾叙述开罗宣言签字过程也说：“我们对宣言草稿没有更改一字，意见完全一致，仅加了‘澎湖’而巳。”王宠惠博士对杨宣诚工作认真仔细，博闻强记，印象很深。曾赞称：“翘胡子将军多闻博识，并且一个字也不忽略。”
开罗会议中的军事会议在开罗的梅纳旅馆召开，会议主题是讨论反攻缅甸。作战计划是东南亚盟军拟订的，当然多系英国方面意见。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海军总长金氏、空军总参谋长安德鲁以及后勤总司令都出席了会议。在印度的英国蒙巴顿勋爵也参加了会议。连中国代表一起，共有代表四十余人。每一代表后面还有幕僚，与会者共有一百多人。主持会议的主席是英国陆军参谋总长，开会伊始，他把作战计划念了一遍，即打算通过。中国方面事先未见过这份资料，当然不曾研究过，会上无法提出意见。杨宣诚立即推来世明将军发言，提出反对马上通过。指出这计划未曾事先送中国代表予以研究，杨随后指出：“使用兵力必须先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然后再决定自己投入兵力之多寡。”建议先讨论敌情，再作决定。他的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布鲁克宣布体会，决定次日召开情报会议，由三国情报人员先研究敌情。第二天会议上，英方代表态度显然固执，认为他们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实际上他们对敌人兵力判断失之过低。据英方估计为，日军在缅甸战场，空军飞机只有两百架，陆军五个师团、海军一小舰队。杨宣诚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发言；指出英方过低估计了敌人实力，英军代表不服。美国主管情报者，曾任驻日陆军武官，在日本时即与杨宣诚相识，熟知其治事认真，情报确切。乃指出：“杨将军乃有名的日本通、军事情报工作的老前辈，在战前，军事情报界誉称为武官之父，应重视其意见。”英国代表傲慢地说：“在这里，要讲事实，不论资格。”杨宣诚指出：“日本在缅甸、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的兵力，陆军七个师团，反攻时可能巳增到十个师团，空军飞机现有三百架，反攻时可能加到五百架，海军也可能相应增强与陆军配合。”英国代表认为是夸大，不以为然。质问有何根据。杨宣诚指出：“这些判断的根据是我们打下来的日本飞机中的地图、资料，俘虏日军的番号，飞机场数量与跑道的大小长短，被破译的敌军电报密件…等而得来的。”说罢并将一些带来的证据资料出示在会议桌上。英国代表才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转而要求将这些资料给他们带走作为参考，杨宣诚不允。会后，英方多次拜访恳求，杨才同意他们借去拍照复制。第二天清早即由首席代表亲自送还，再三致谢。
情报会议结束后，开军事会议时，杨宣诚提出要英国在反攻计划中增配两个空降师投入缅甸战区，英国代表一反日前倨傲不恭的态度，马上应承下来。后来，在反攻缅甸时，战场上敌人的军事力量与部署，果如杨宣诚所判断，为盟军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英国参谋本部第二厅克罗门少将特地致电杨宣诚致谢。并赞称：“阁下以海军将领身份，不谨对海军情报正确掌握，并对陆军、空军方面，全局情况了如指掌，使吾人敬佩不巳…。”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盟军以美国麦克阿瑟上将为首，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受降，杨宣诚中将、朱世明少将为代表团成员。中国代表依英文字母顺序排在第一行。为首的徐永昌上将，杨宣诚排列在第二位。杨宣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作，受到同盟国政府一致赞扬，除国民政府授予不少勋章，如云麾勋章、宝鼎勋章外，美、英、苏、法政府也均增授过勋章，以表彰他卓越的功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美国政府授予杨宣诚司令级功勋勋章的授勋文件中称：“这是为了中国海军中将杨宣诚在中国以军事情报首脑身份所做出的优越功勋而授予的司令级功勋勋章，杨将军在协同盟军作战过程中，给予盟军许多卓越贡献，并给美国政府与军队大力协助，是我们深为感谢和难以忘怀的。”一九四九年初美国政府还在台北又一次赠授勋章给他，以表彰他在第二次大战中协助盟军建立的功勋。
一九四九年后，杨宣诚蛰居家中，不问窗外事，以“在乱世可为伯夷叔齐，在治时不能为王顺长息”以自勉。最高当局再三邀请出任要职，蒋介石曾邀面谈数次，均以年迈体衰以对，谢绝盛意。一九四九年元旦，他用所喜爱的篆书写下“长乐永康”四个大字以示心怀。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杨宣诚逝世于台北。享年七十三岁。故旧亲朋均致哀悼，张群先生送有挽词：“恒恒君子，魁岸昂藏，少怀壮志，负笈扶桑，楼船攻习，奋死戎行，名厉中外，勋绩早彰，笃崇风节，晚景凄凉，胡天不匮，侧然心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