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7
邱岳峰，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译制片配音演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担任了将近二百余部译制片的配音工作。主要有《伟大的公民》、《安娜·卡列尼娜》、《警察与小偷》、《科伦上尉》、《白夜》、《第四十一》、《红菱艳》、《称心如意》、《悲惨世界》、《大独裁者》、《简·爱》、《凡尔杜先生》等。他善于以具有丰富表情的不同声音再现银幕形象，力求对角色理解得深透，分析得精细，故他的配音能与形象相吻合，仿佛片中人就是由他亲身扮演一般。
父亲邱岳峰去世已近40年了。这期间时常会想起他，偶尔也会梦到他。但提笔写他还是第一次。
长宁路1250弄2支弄46号，我们家曾在那住过。那时我才四岁，对长宁路的那段日子没有什么记忆。唯独记得一天晚饭后，我贪吃父亲为母亲买的香蕉，吃完一根后吵着还要。父亲哄着说：“就一根吧，吃多了会撑着，明天再吃。”我至今还能感觉到那芝麻香蕉的甜糯和那诱人的香味。才四岁的我，怎能抵挡这般诱惑，于是又吵又闹。母亲一旁说：“算了，孩子要吃就让他吃吧。”父亲一气之下说：“好！那你吃！看你能吃多少。”我忘了那晚吃了多少，但我知道小肚子很胀，胀到几乎不能随意弯腰、喘气。刚抹完小嘴，父亲狠狠地一把把我抱下楼，拽出门外，在一个很空的大院子里朝着屁股一通打。我又哭又叫，没用。很晚了，没有路人，更没有劝说的，直到母亲追出来才算了结。
多年后，和母亲说笑时谈及此事，我问：“为何非要把我拖到大院打我？”母亲说：“你父亲怕你的哭叫声影响到小楼上下邻居的休息。”对呀，父亲一向很替别人着想，而我却因为这，多挨了几巴掌。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襄阳市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动迁。
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就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 汽车 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我和二弟总是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别的什么玩具，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就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就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就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就回去了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格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
父亲的手长得漂亮，修长、整洁、干净。我曾仔细观察过，父亲在洗脸的同时，常常会用一把软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缝隙，哪怕是劳动改造的那些年。
1980年3月30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他的病床边，看着他安详又似乎熟睡着的脸。怎么也不信他会就此离开我们。
医工上前替父亲整理着，要用白布把他裹起来，我们才意识到阿爸真要走了。我们几个相继凑近父亲，再一次握着他的手，已经凉了的手。
那是个人人都不务正业的年代。父亲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没电影可配）。于是，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眼里很聪明。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靠背椅，都是他亲手做的。从设计图纸、锯、刨、拼、装、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可惜这些东西在动迁时都丢弃了，现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体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个年代。
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他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听广播，和探望他的学生谈天说地。
好景不长。
一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为父亲织着毛背心。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父亲很会讲故事，他不仅是说，还稍带表情演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许是太入神了，也许是被吓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得一动也不动。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们几个。
“突然，”父亲说，“有一个影子划过墙头……”
“邱岳峰！”
我们都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
“邱岳峰！”这一声更响，带着命令，带着训斥。
父亲赶紧朝我努努嘴说：“快去看看，什么事？”我拉开房门，走下几格楼梯，看见楼梯尽头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冲着我用很大的嗓门说：“邱岳峰，明天早晨八点，到厂里报到！”
我返身进屋，轻轻把门关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昏暗中，谁也没动，也没发出声响，母亲手中的绒线针也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隐约听到母亲的啜泣声，接着弟弟妹妹都哭了。
我看着父亲，父亲对母亲说：“别这样。”又看我红着眼睛不动，冲我说：“来，过来。”我慢慢地走过去，靠着他，一手摸着他腿上的石膏。父亲搂着我们说：“没事，没事，歇了那么多天，很久没去厂里了，去看看也好，别哭……”
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他瘸着腿在厂里是怎么过的，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在厂里的那些日子。
父亲去世后第十年，我们把他下葬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公墓里，每年母亲和家人都要去一二次，但总还是觉得太远，不方便。于是就想着把墓迁到上海。
几年前，听说译制片厂老厂长陈叙一伯伯葬在奉贤临海的一个墓地，我特地驱车前往去看了看。
其实我和陈伯伯也很熟，小时候去译制片厂配音，经常见到他。父亲也曾带我去陈伯伯家中玩过。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手走路的样子。
我站在陈伯伯的墓碑前，突然想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在家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邱岳峰！”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
当下我就决定，就这儿。我要把父亲的墓迁至陈叙一伯伯的墓边,我想他们俩一定会很高兴。
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屋住七口人，很挤。如今想让父母在天之灵住得好点，宽敞点。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咬咬牙买下了陈叙一伯伯墓旁的一块地。墓地很贵，贵得离谱，折合成平方算，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还要贵上好几倍！罢了，就算是我们小辈对他们的一片孝心吧。
父亲的墓碑，好友陈丹青在帮着设计，耗费了他很多心思，我有点过意不去。
“墓碑上要不要碑文？”我问。
“不要”，丹青说：“什么都不用写，就邱岳峰三个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