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3-08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除“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何炳棣语）之外，还兼具了知识分子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的重要特色。与纪念西南联大时所注重的层面相比较，易社强提供了更重要，也更不可或缺的核心性补充。它追问造就西南联大教育奇迹背后的“道”，揭示了西南联大遗产被彻底败坏的原因。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的故事壮怀激烈。在日寇铁蹄践踏中国，战机的轰炸之下，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昆明和全体中国人共赴国难。在9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其刚毅坚卓的坚韧，忍受着物质上的极度贫乏，对抗着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内树自由主义之典范，外建民主堡垒之基地。无论是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缝隙，还是何兆武《上学记》、张世英《归途：我的哲学生涯》、许渊冲《追忆似水年华》《续忆似水年华》，以及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甚至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中，都可以看到这些亲历者对母校饱含着一份深深的眷恋。在张曼菱的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中，那些年事已高的老者同样如此。
寻“道”，而不止于“器”
与亲历者的体验不同，易社强显然有着旁观者的视角。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从事西南联大研究时饱含热情与敬意。如果说，联大师生创造了一个教育奇迹，那么，易社强则创造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典范。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以持续的热情追踪着每一个联大师生，记录着他们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曾经的喜乐和悲欢。而长达60余页的访谈清单、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又可看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几乎穷尽了所有能够接触到的资料。
正如易社强所说，“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THE HISTORY）是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而我能与诸位分享的只是这样一部西南联大史（a history）。”作者以史景迁的著史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切入，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细节和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将西南联大的历程做了立体的呈现，生动又具体。然而，作者的目的远远不止呈现联大师生的集体群像，和他们在战争和革命中的生活场景。透过这些现象，易社强追问了造就西南联大教育奇迹背后的“道”，那些让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西南联大最核心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还揭示了西南联大的遗产被彻底败坏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本书除“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何炳棣语）之外，还兼具了知识分子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的重要特色。与纪念西南联大时所注重的层面相比较，易社强提供了更重要，也更不可或缺的核心性补充。至少，它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最为有力的补充。
人们迄今津津乐道西南联大的历历往事，甚至将其演绎为一个遥远的传说，显然因为它有着多方面的维度和不朽的因素。我曾参加过在清华园举办，数百人参加的西南联大纪念大会。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中，出现了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王希季、郭永怀、陈芳允六位“两弹一星”元勋，以及近百名两院院士。大会注重的是它所造就的教育硕果。不可否认，这首先是西南联大为世人瞩目的原因。然而，这样的追忆显然仅仅停留在“器”的层面。要解答“钱学森之问”，显然必须将目光投向那些造就西南联大的充分因素，而非仅仅只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被强调多年的“民主堡垒”。而易社强的研究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恰恰对此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答案——自由。
易社强说，在这所大学存世的整整9年时间里，说它是自由的，包括下面几重含义：联大是通才教育的重镇，思想开放，兼容并包，发扬了大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民主传统——英美两国是该校大部分资深教授负笈深造之所。
何兆武在几年前出版的《上学记》中，将联大七年视作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显然，几次自由的转系，自由的听课，自由的思想和表达，自由的学习和辩论……这些构成了他幸福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张世英不仅在《归途》中说，“在西南联大，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北大旧交，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更以《沐浴在西南联大自由的阳光雨露下》为题，追忆自己的联大求学过程。正是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联大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和创造，学生自由地成长。
由史景迁发扬光大的“细节式著史”方式，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种写作方式的优点是，生动、活波、具体、易读，有鲜明的画面感。而潜藏的危险则是，一旦史料掌握不全，不免裁剪不当，前面付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易社强显然避开了这种陷阱。长达二十多年的史料收集和访谈，使得他在运用接触到的众多资料时成竹在胸。这本书中的多个教授和人物，在作者笔下颇为传神，让人疑为文学笔法——然而，书中所有的描写，显然都有出处。其中，着墨较多的是闻一多。在作者看来，闻一多的形象被人为拔高，远远超过他的同事，进入革命烈士先烈祠。
中国文化界曾有“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广泛争议。而这本书也可引申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假如闻一多还活着，其结果又会怎样？
闻一多的形象被人为拔高，首先与他被国民党杀害有关——无疑，拔高他有利于团结反对国民党的力量。其次，闻一多反对独裁，追求民主，显然也是可资利用的政治主张。吴晗的结局，固然为其生前所始料不及，同时也可成为闻一多命运的参照——不难想见，以闻一多的个性，如果他没死且1949年后留在大陆，显然将在劫难逃——他当年的众多同事如吴宓等人的结局即为明证。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闻一多没有被暗杀，那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倒没有那么多，这也意味着，他的地位也不会被人为拔高。
不是奇迹的“奇迹”
西南联大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显然有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味。中国大学教育现状扭曲，教育失却灵魂而徒具躯体，无疑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和思考。一旦他们发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所教育成就显著，教育思想领先，教育方法优秀，教育精神崇高的大学，他们就必然会回头关注，而联大本身的魅力，无疑又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心驰神往——甚至忽视其物质的极端贫困，以及它所面临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压迫。
由于联大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六位“两弹一星”元勋，以及近百名两院院士，人们往往会追问其何以如此辉煌的原因。一旦获知西南联大在饱尝战争的艰辛之时，对应于它在人才培养，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免称之为“奇迹”。那么，西南联大真的是一个“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