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不只会砸缸、编史书,他主张的割地求和让后人骂了千年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8-19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宰相,编写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成为后人研究 历史 的重要参考。宋神宗称之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砸缸营救小伙伴儿”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年,妇孺皆知。

然而就是这位司马光,在 历史 上却是一位 毁誉参半 的人物。

因为反对“变法”,他被革新派所诟病,弃之如敝履,死后还要秉奏皇帝对齐“掘坟砍棺”。有人甚至说他是 “伪装最好的千古罪人,宋朝灭亡的祸根就是由他所埋下”。

欣赏他的人,称他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反对变法是对事不对人,思想虽然顽固守旧,但心中装着老百姓,称其“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

为什么会出现爱他爱到骨髓里,恨他恨到棺材里,本文就聊一聊 司马光的AB面

到底是好是恶,还请读者朋友来评论。

司马光是一个官二代,生于1019年,他出生时父亲司马池任光山县令(现河南信阳光山)。他6岁开始读书识字,7岁即可背诵《左氏春秋》,同时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世人对最初司马光的认识则是他7岁那年的一件事——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传说中的他聪慧机敏,身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在危急时刻以一己之力砸缸救出了小伙伴。

古董收藏家马未都却认为司马光并没有真的砸缸。理由就是宋代还没有制做出能够盛得下一个孩子大小的水缸。此外我们所见的水缸内外都有一层坚硬的釉质,以一个孩子的力量很难用石头将其打破。

司马光真正打破的是装水的“瓮”,

其实 历史 书也说了司马光砸的不是缸。《宋史》记载: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至于为什么将瓮说成缸,原因可能就是后人感觉砸缸比砸瓮讲起来顺口吧。

《资治通鉴》的名字的来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一样,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帝王看的帝王书。

为什么会写出这本旷世巨著?直接原因就是在与王安石的朝堂争斗落了下风,被排挤出了朝廷,使他得以腾出大量的精力来写书。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自请罢相(枢密副使,副宰相),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上5道札子,自请离京并退居洛阳。在洛阳他将自家的花园取名为“独乐园”,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他不闻世事,潜力编撰《资治通鉴》。

经过不懈努力,这巨著于1084年完稿。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之间1362年的 历史 。

书中包含了朝代变更的因果脉络,既有帝王将相的治国理政方略,亦有先贤的智慧结晶和待人处事之道。

曾国藩评价其为“先哲惊世之书”

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 这部书我读了“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

时钟往回拨到1067年,这一年,仅19岁的宋神宗继位。

面对积贫积弊的大宋江山,血气方刚的新天子萌生了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思想。在参军韩维的举荐之下,时任翰林学士侍讲的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野。

在了解了王安石的变革主张之后,宋神宗决定任命其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为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工作。

为了表明变法的决心,王安石还发出了“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誓言。

任何一种变革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与阻挠,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变法在推行过程中触碰到了大地主和官商的利益,这此新法的施行者在推行中还故意曲解政策,导致新法从一定程度上毁伤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虽然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遇到的各种阻力却日益增大。

为了能让变法走得更顺畅,王安石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对朝中的大臣进行了一番清洗,凡是反对变法的一根打压,凡是支持变法的一律使用。朝中大臣围绕是否支持变法也划成了两派,这也为后期的朋党之争埋下了祸根。

如御史中丞吕诲申斥变法有十大过失,王安石唆使神宗将其贬任地方;后来程颢、刘述、范纯正等不支持变法的官员也被贬离。

司马光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远离朝堂,偏安于洛阳。

就这样“王安石变法”逆水而上,断断续续地坚持了十余年。

1085年,神宗皇帝驾崩,哲宗继位。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下启用司马光为相。

由于早就对变法不满,司马光甫一上位,便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按照祖制,为彰显对先帝的尊崇,继位的哲宗应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给太皇太后进言,以“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的方法绕过祖宗法制,刚变法彻底废除。

在金陵的王安石听说自己的所有政策均被废除,失声痛哭后一病不起,当年去世。

而司马光也随后离世,享年68岁。

经过王安石变法,神宗年间大宋的国力军力均得到了提升,在与西夏国的对峙中,收复了不少的土地。

熙宁五年(1072)七月,秦州(今甘肃天水)边官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

但司马光上台后,认为以前占领的土地是因变法时采取的积极进攻策略而取得的成就,是错误的,这些土地是“夏国旧日之境”应当把这些土地归还给夏国。说占领土地是“窃人之财”,所以必须归还。

这个说法按照当今的价值观来判断,完全是 “圣母婊” 的作派!

为了能够堵住幽幽众口,他还编出了一套说辞:如果不把那些土地归还给夏国,夏国人就有用武力夺回去的可能,这不是引来战火、祸国殃民吗?

这个决定引发争论不断,枢密院长当面指责了司马光的卖国行为。驻守西北的官员孙路说“兰州弃,则熙州危;熙州弃,则关中震动”。

眼看群臣坚决反对,司马光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还是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等给了西夏。

让世人感到讽刺的是,尝到甜头的西夏国变本加厉地袭扰大宋,直到宋哲宗亲政后重新启用改革派章惇,章惇命陕西诸道数万宋军分兵五十余路进攻。同时在西夏东北边境集中了近七十万大军分兵三十路进攻。近百路大军多面出击,打得西夏心服口服,自此一役西夏对大宋俯首称臣。

由于痛恨司马光守旧的思想和“卖国”的行为,行事极端的章惇甚至“忽悠”宋哲宗追夺司马光的谥号,将其“掘墓砍棺”。

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上位,27年后,靖康之变后北宋亡国。

明朝学者陈汝琦给靖康之变的一个说法则是: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可见司马光误国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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