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妻妾管理
在家族内部管理上，袁世凯制定的家规也很严格。
正室原配于氏是袁世凯18岁那年在项城老家父母婚配的，二人谈不上有多少感情，随着袁世凯地位的提高，于氏农家出身的资质难以满足大夫人的社交需求。当时有一则传闻，即袁世凯带着于氏见国外使客，有外国公使夫人向于氏伸手握手，于氏吓得嗷了一声，赶紧身体退后，弄得场面一度尴尬。
从此于氏就不管家事，有正室的地位，有长子袁克定的生母地位，于氏就成了袁世凯妻妾中的一尊牌位。
随后袁世凯离开项城在上海遇到了风月场中的沈氏，这位女子出入社交场合，有见识有胆识，慧眼识人执意跟随袁世凯终身，于是袁世凯将沈氏赎身并带到朝鲜做了如夫人。沈氏在朝鲜管理着袁世凯的家事，井井有条，回国后也一手把持着家庭内务的管理，虽然没有生育子女，袁世凯并没有轻视她，然而把四姨太的儿子袁克文过继给她。
此后，新进门的姨太太都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管束。一切家规礼仪、言谈举止、起居穿戴等都由早先的姨太太也即沈氏定规。袁世凯在朝鲜娶得三个姨太太入门后就被沈氏立规矩，哪怕是袁克文的生母金氏，也遭受沈氏的毒打，袁世凯看着眼里也只是安慰安慰，让姨太太们守规矩，不要自讨苦吃，在他的心里，家规是不允许更改。
五姨太太杨氏过门后，天津杨柳青大户人家出身的女儿，思想和做派方面比沈氏更胜一筹，把家里的事情归顺整齐，往来客人的招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哪怕是该穿什么衣服，都安排的有板有眼。这就引起了沈氏的不满，引发了妻妾中新旧势力的斗争。
沈氏为了拉拢妻妾队伍，听说嗣子袁克文说天津风月场有个叫郭宝仙的奇特女子，就命人去赎身，带回安阳洹上村同袁世凯入了洞房。这厢沈氏胜了一筹，那边杨氏也不甘落后，就去吹袁世凯的枕边风，把自己身边多年的丫鬟嫁给他，袁世凯顺水推舟娶了这个杨氏身边丫鬟，沈氏和杨氏在这件事上打了个平手。杨氏的新派为人处事方法渐渐得了人心，做为就是离的沈氏和三个朝鲜姨太太也就慢慢输了势力，杨氏掌了家。
在家庭成员的称呼上，袁家有自己的一套叫法。儿女们统一叫正室夫人于氏为“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其他姨太太就在“妈”的前面冠上排行数字，比如五姨太太叫“五妈”等，以此类推。还没有生育子女的姨太太，一律叫做“姑娘”，冠上她的本姓，比如七姨太太邵氏，就叫做邵姑娘。
姨太太们生了儿子，正室夫人于氏就给发大红裙子和外褂，如果姨太太生的是女儿，就只能给发粉色的裙子和外褂。而四姨太金氏生袁克文时，由于袁世凯准许把袁克文过继给沈氏，所以二人都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和外褂。
夜间休息，袁世凯并不是到各个姨太太房间里，而是由姨太太们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个姨太太当值，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把她的卧具和用具搬到袁的卧室，每人轮值一星期。
2.子女教育
袁世凯历来比较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在朝鲜时就经常写信让家中的二姐袁让好好督促袁克定读书。回国后，袁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客籍学堂，专门收顺天、直隶两地客籍官员及幕僚子弟，这些学堂设有天文、历法、地理、算数、英文等新式课程，袁世凯及袁家亲属的子女都在这所学堂读书。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专门开设男馆和女馆，相当于是两所家庭私人学校。男馆开设新式课程，七个儿子在读，除了聘请严修等名师外，还聘了英文教师 。女馆则是让本家到了学龄的女子全都入学，包括袁世凯的9个女儿、四个姨太太和袁克定的两个女儿。女馆同样聘请了名师如陆绍仪、周道如等，还有英文老师。
对于姨太太们在课堂上不好称呼，袁世凯就分别给她们取了学名，五姨太叫志学、六姨太叫勉学、八姨太叫潜学、九姨太叫勤学。
而这些姨太太们上课本来就是打发闲暇时间的，她们上学都随身带着丫头和老妈子，姨太太在课堂上课，佣人们在教室外面等着，时不时姨太太还要报告请假，出去问问“晚宴准备好了吗”“晚饭饺子好了没有”等等，问完再回教室上课。
3.出国留学
男馆的名师严修是当时的教育家，他在1913年赴欧洲考察各国教育情况，临行前，袁世凯专门设了家宴，请严修带着袁家三位公子袁克权、袁克恒、袁克齐去欧洲，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留学。严修不负众望，考察了俄罗斯、比利时、德国、瑞士、英国等地方，最终决定将袁家三公子放在英国留学。这所贵族学校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军官，想必也是继承发扬袁氏武士家风的一个考虑吧。
结论：民国时期的名人子女众多，家族里的错辈的孩子更多，他们凭借着自身资源给孩子们提供当时最好的教育，聘请名师开办新式课程，并带孩子出国留学，而不是一味地在家背诵私塾教条。
他们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当时的 社会 教育水准，钱财权势不可以继承，但是教育可以代代传递，袁氏家族即使在后来遭到了打击诽谤，子孙辈也很快有人崭露头角，比如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