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在《五蠹》中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金庸笔下的大侠郭靖则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不管皇帝喜不喜欢，老百姓都希望世间侠客越多越好，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被载入史册的大侠也是数不胜数，就连《史记》中也专门有一篇《游侠列传》。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水浒传》中的侠文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者皆可称侠，会不会武功并不重要，大侠的标志物，也并不是腰间宝剑和手中钢刀。如果我们细看《水浒传》，就会发现除了梁山一百单八将，水浒传中还有两人可以称侠，其中一人甚至可能并不会武功。
一、侠文化的滥觞与传承
按照侠的行事特点，一般分为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而按照他们的身份地位，又可以分为侠客和侠士——客和士是古代两种不同的身份：王、侯、卿、大夫、士，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同时也可能是最高一级的平民，为士农工商之首；客则不必解释，孟尝君门下有三千食客，这食客就是典型的客，跟主人有依附关系但却没有从属关系。
客中之侠称为侠客，士中之侠称为侠士，最后无论什么身份和行为特征，都可以被称为侠客与侠士，其中名气比较大的被称为大侠，官方的称号为“豪猾大侠”，并不完全是褒义词。
侠文化之滥觞，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受墨家思想影响，很多人（不管是不是墨家弟子）都以“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为处事原则，他们认为：“
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身也，顾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这就是侠的核心思想：
舍己为人、救人之困、成人之美、舍生取义。
侠文化滥觞于《墨子》，在诸子百家门徒中也有较深影响，就连儒家最后也接受了侠文化并在传承过程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剖析了侠文化及侠思想的历史原因及社会影响：
“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
（公晳哀，字季次，春秋时鲁国人，奉行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危邦不入、知己邦不居）
、原宪
（字子思，春秋末年宋国商丘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个性狷介安贫乐道闻名）
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在司马迁笔下，除了豪猾大侠，还有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这些侠客侠士之外的平民之侠，
“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从汉朝开始，侠之称号就不再是士与客这两个阶层的专属，平民百姓只要有扶危济困之心、舍生取义之举，均可被称为侠。梁山好汉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属于侠客侠士之外的平民之侠，比如鲁智深，比如史进。
为了便于读者诸君直观了解侠与盗的区别，咱们今天就以《水浒传》为例，来看看梁山一百单八将与梁山好汉之外的人物，哪些可以称为侠，哪些只能算是盗。
二、梁山一百单八将，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可称侠
都说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在水浒原著中，梁山一百单八将中肯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的不超过十个人，也就是说：梁山一百单八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可称之为侠。
像关胜呼延灼董平那样的降将，固然没有资格称为侠，就连托塔天王晁盖和智多星吴用以及阮氏三雄，也都不可以称之为侠：他们智取生辰纲，并没有将一枚铜钱用来扶危济困，除了私分了一部分，都用来打赏梁山小头领和小喽啰了。
晁盖等人是取不义之财，作不义之用，跟劫富济贫有本质的区别。阮氏三雄的人生理想，也不是要等贵贱均贫富，而是只想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
同样道理，私放晁盖宋江雷横的美髯公朱仝，也算不得侠义之士，因为他做了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朱仝身为郓城县捕盗都头，他放走的都是有罪之人，而且他还贿赂上官，让痛失爱女的阎婆有冤无处申。
朱仝没有杀掉李逵为故主之子报仇，违背了侠义原则：士为知己者死，沧州知府对朱仝有知遇之恩，小衙内从朱仝手里丢掉，于情于理，朱仝都应该与李逵不死不休，这一点他跟三刺赵襄子的豫让相比，有天壤之别。
晁盖朱仝阮氏三雄尚且不能称之为侠，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等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官仓之鼠、山林之盗，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谋求一己私利，跟行侠仗义无关。
梁山一百单八将中，只有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行者武松、铁面孔目裴宣有过行侠仗义之举，在这四人之外寻找侠义之士，还真比较困难，说梁山有十位大侠，可能都是说多了。
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说姻缘痛打小霸王周通、火烧瓦罐寺怒杀生铁佛崔道成、野猪林解救命悬一线的豹子头林冲，无一不是扶危济困行侠仗义——做了那些事，对鲁智深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而这也正是侠之表现。
之所以把九纹龙史进排在行者武松前面，是因为武松做的很多事，都算不上侠义之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从起因到结果，都是以暴制暴，尤其是快活林一战，武松还有为虎作伥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