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下官村”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27
我老家的村名很有意思,全称是“下官乐沟村”,简称“下官”。老辈人称其“官乐沟”,发音却是乡音版的“寡乐沟”。通常,老人口中说出的都是“寡乐沟”,年轻人嘴里介绍的都是“下官”。

年少离家在外求学、从军,每当遇到同省市的老乡见面寒暄一句:你老家哪的?在我按照行政区划罗列回答到村名“下官”后,朋友们往往一边等着我这“下官”继续禀报“老家哪的”,一边心里还嘀咕着:这家伙,还“下官”,挺复古,挺讲究。最后,我只能无奈补充一句“我是下官乐沟村人,简称下官”。

说起老家这村名,还有两个版本的传说。

一是据《胡氏谱书》记载:明朝嘉靖年间,“陈”姓因灾荒从云南迁居于村西的山沟里,建村“陈家沟”。稍晚,“胡”姓也因灾荒从云南迁居于村南的山头上,建村“胡家旺”。后来,西山上的尼姑庵和寺庙拆掉后,胡姓、陈姓皆搬到中夼寺,合为一村,取村名“中夼寺”,为区别“上中夼”,改名为“下中夼”。据传,某朝廷官员东巡回京至下中夼时,迷恋此处的秀丽山水,整日寻欢作乐,为纪念发生的这一新奇事,将村名改为下官乐,又因村庄坐落于山沟,故更名为下官乐沟。再后来又有其他姓氏迁来,皆和睦相处。

另一个民间传说版本:从前,中山夼有南北相邻的两个村子,村西中山寺的和尚和村东尼姑庵的尼姑偷偷鬼混。丑闻传出后,县官非常生气,带兵前来抓捕。当走到下中山夼时,中山寺的和尚吓得抱头鼠窜,官老爷看到这场景十分高兴。当走到上中山夼时,尼姑庵里的尼姑不但没逃,还不知羞耻地朝着官兵做挑斗动作。官老爷看到后,气愤不已,一不小心从马上跌落摔死了(方言称“老了”)。老百姓因县官老爷在上中山夼“老”的,就将村名改做“上官老沟”,因县官在下中山夼乐过,村名则改称“下官乐沟”。

不管是谱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因为历史久远皆无法考证,权当作一个小故事听后一乐吧。今天不说那上官老沟,单表我的家乡—下官乐沟。

老家属于门楼水库库区,曾经的大量泊地现在都在水库中央了,剩下的不管是自留地还是叫行地(租赁),大多都在丘陵上。相比现在省时省力的农用三轮车代步,以前勤劳朴实的村民上山劳动,需要肩扛手提着农具徒步往返老远、老高的山坡。

说到门楼水库,其位于烟台市清洋河下游,占地14.65平方千米,控制流域1077平方千米,总库容2.02亿立方米,始建于1958年,1960年竣工投入使用,是市区主要水源地,市区70%以上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都来自这里。我老家从地理位置看,应该算是位于水库上游。除了水利方面的用途外,近年来围绕水库修建的环库路,也为欣赏库区一年四季的旖旎风光提供了便利。春暖花开时,山影入水,鱼鸟欢腾雀跃;仲夏炎炎季,泄洪水瀑,勾起虹彩万千;金秋送爽天,天高云淡,夕照霞光目炫;严冬凛冽日,冰如镜面,水鸭浮游白雪。我每年至少要转一圈这条环库路的。

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里由单纯种植粮食,开始逐步引进果树栽种。印象当中是从苹果树开始,再后来又有了葡萄、大樱桃等,村民目前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大樱桃。我小时候就没少用木质或铁质的独轮车,往返果园运送采摘下来的苹果下山,有时推4筐,有时推6筐。再加上经常用手压式喷雾器给果树喷农药,造就了我从小力量过人,后来练就的一身疙瘩肉,基本上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坚实基础。

如今,随着一代一代年轻人外出求学、工作,并在城里落户,村子现有居民至多300余户了,总人口数早已不足千人。村庄虽然越建越美,却也越来越小。

春节假期回老家过年的时间相对宽裕,每年我都会利用这个时机到村里各处转转,一方面看看每年新农村建设的变化,顺便回忆一下童年的趣事与欢乐。小时候,村庄虽然贫穷,落后,甚至封闭,但那些简单的快乐,至今无法忘怀,也不可复制。

春季,漫山遍野的鸟语花香,那个时候哪里知道还有“旅游”这个词,一群半大不小的男孩女孩漫山遍野地跑上一圈,比去哪里都欢乐。村里小河边有一棵大柳树,枝繁叶茂,每年的春天,我们几个小子都会爬上那棵据说岁数老大的大柳树,折断几根柳条做一种哨,小时候叫它“叫叫”,吹起来声音清脆,纯手工产品。还会学电影里八路军那样,用柳枝编一顶草帽戴在头上。

夏季,果园里的桃李瓜果则是我们的“主攻目标”。这家树上摘几个桃,那家地里摸个西瓜,他家园里摘个杏,那时候大樱桃还没开始种植,苹果却是要等到10月份。其实也不是为了吃,就是胡闹,用大人的话讲就是到了“连鸡狗都嫌弃的年纪了”,因为除了这些“胡作非为”的事儿,还撵得鸡鸭鹅狗满街跑,连它们都不待见这个年龄段的我们。夏季里的另一个欢乐场,就是打麦场上的捉迷藏,虽然被麦秸秆刺挠得浑身痒痒,可还是无法抵御在一垛垛麦秸秆堆里捉迷藏的诱惑和兴奋。当然,偶尔能用酒瓶子换根冰棍吃的记忆,也是无法磨灭。

秋季,就到了前面说过的摘苹果的场面了。长得“艳里透红、个大水灵”的苹果都送到商贩那里了,留给自己吃的都是有疤痕、个小的、招虫害之类的残果,虽然一家人曾在夏日里挥汗如雨,一遍一遍地喷洒防虫药水;虽然采摘时,凭手推肩扛从大山里将它们费力地搬运下山。种果的人,总是吃不上最好的果,即便是残果,也会从中选出没有病虫害的再便宜卖一些,最后,真正留给自己的,就是小得不成样的和被虫子“捷口先登”的坏果。

冬季,最盼望的就是下雪。漫天飞雪一降,村里的土路瞬间就变成了滑雪场和溜冰场。有的回家拿出铁锹,一个站在铁锹头上,一个拖着铁锹杆,滑行就开始了;还有的,屁股底下垫一张纸壳,从高处疾驰而下;上学的路上,脚下的一双鞋就得遭罪了,几乎都是一路打着哧溜滑前行。不管摔得屁股成八瓣了,还是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依旧乐此不疲。打雪仗、堆雪人就更不用说了,传统保留科目。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先在煤炉炉体上贴一圈地瓜干和土豆片,待吃得肚子浑圆,再开始心不在焉、应付了事地写家庭作业,心还在那片雪地里呢。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电的供应也不充足,电视是刚进家门没多久的高级家电,做装饰品的功能大过于使用,一来怕费电,二来总是停电,三来也没多少电视节目可选,这么折腾了几回后,就兴致索然了。当然,后来风靡一时的中国电视剧《霍元甲》《射雕英雄传》《西游记》和日本电视剧《恐龙特急克塞号》《警犬卡尔》热播时,也是对于老停电这事颇多怨言,好好的一部电视剧,硬生生地被分割成若干段,前后剧情连续不上,急得孩子们老往配电室(小时候我们叫这个场所为电房儿)跑,恨不得都变成送电工,使上一把劲。

蜡烛是那时家里的必备用品,晚上上晚自习也得带着蜡烛,点蜡烛上课也是那个时候很好玩的事情,好多爱搞恶作剧的同学,总是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吓唬胆小的同学。有吓得哇哇直叫的,自然就有乐得哈哈直笑的,至于学没学进去,却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时候的手电筒,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家用电器。因为村小学房屋年久失修,一到了雨季,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把学生放回家,所以盼望着下雨也是当时所有学生的共同心愿。

现在的电器使用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村里也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每天晚上八点半以后才熄灭,极大地满足了乡亲们的晚间散步和夏夜乘凉、聊天的需求。到了节假日路灯还会延长照明时间,大年三十前后的几天,则是会亮一宿的。

走在如今沥青铺就的村内小路上,看着小路两旁这些可以作为抗战片取景地的石头垒砌的废弃老屋,总会忆起儿时那些围着老屋产生的简单快乐。捉迷藏、弹玻璃球、打陀螺、赶铁圈、打瓦、打沙包、打π(一种用纸折叠出来的正方形玩具,有的为了加强威力还会在里面加上铁片)、老鹰捉小鸡、跳方、和泥娃娃、掏鸟窝……都是拥抱大自然的生态环保游戏。

走到村委会门前,记忆中的布局早就改变了,在这块场地里,最令我无法忘怀的就是看露天电影。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对我而言,看露天电影应该是那个娱乐活动贫乏的年代最期盼的事情。每当听到村大喇叭广播晚上放电影的消息后,一天的课都听不进去了,心里总在盼望着赶紧放学。放学后,连饭都不想吃,匆匆忙忙地赶到村委会门口的小广场,爬上广场的篮球架坐到横梁上,这样就省了从家里带凳子的麻烦。抢座要趁早,晚了就被占座了,虽然这个大横梁的高度,对于我这个头晚长的孩子不算低,却也挡不住我灵活敏捷地攀爬而上。这一坐就是到电影结束,中途不敢下去,下去了再回来就不敢保证这个“专座”还在。

最近几年,每次回家都会听到谁谁谁又“走”了,这个“走”是去世了。村里的老房子,也是空了一栋又一栋。村子越来越美了,却也越来越“小”了。很多熟悉的老人面孔,逐渐地都不再见了。村子越来越新了,却也越来越“老”了。村子都是老人在留守,见不到年轻的身影。

文章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家值得骄傲的一项荣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抬阁”。“抬阁”是集历史故事、神话传奇于一体,融合绘画、戏曲、彩扎、彩塑、杂技等为一身的传统民俗舞蹈。

老家是“烟台老抬阁的发源地”,清朝末年从京城引进,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12年,老家重新申报了这项失传半个多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各地节日中参与演出。目前,“烟台抬阁”在胶东地区只有老家能够表演,也算是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但愿这项非遗能够得以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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