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7
毫无疑问，《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一开始我是完全崇拜的，但是当我拜读了几遍以后，此时我有了一点疑惑。随后当我了解了更多的史料以后，我对《史记》又有了新的评价。这个评价就像，司马迁对于这部著作的自我评价一样（”成一家之言“）。而且史官的传统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这个时代里，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前言
史官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但是最早的史官产生于什么时代，已经不能知道了，因为现在有关于早期史官的记录，都是传说。那么史官具体是在哪个时代产生的呢？最早可以知道的时代是西周时代。早期的史官有什么特点呢？最重要的特点是，身份尊贵，早期的史官是周王（诸侯）的同族或者亲戚，或者是周王派遣去诸侯那里的大夫（这是监察手段之一）。随着时间的增加，这些人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家族。就形成了很多以记史为主要职业的家族（比如记齐国叛乱的大臣崔抒的罪行，被杀的那个太史，他的弟弟马上就接上记录，最后得以把真相流传下来.)。这样早期的史官记史有以下特点。第一记实，就是记录自己所知道的事。自己不能明确了解的事情，一般不强行加以阐述。第二重文辞，因为这批史官大部分是贵族或者国人（就是周王的同族），能接受一定的教育，所以记史的时候往往抒发一定的文学性。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史官的传统被进一步的破坏。但是还没有被彻底的抛弃。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传统被初步的抛弃。（从赵氏孤儿的两个版本就可以明显发现了。后世戏剧流传的那个版本主要来自于史记的记载。但是史记的记载是战国时期，赵国重新安排人编撰史料，进行宣传的。为什么史记这个版本不可靠呢？因为他漏洞很多，最大的漏洞就是赵庄姬并没有死。而且所谓的奸臣屠岸贾根本查无此人。而且这个故事在逻辑和史实上，也漏洞百出。）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史官的传统进一步丧失了呢？这要从时代背景来看，首先，战国时期标志着传统贵族社会的解体。随着旧规则的解体，史官的传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新的阶层的崛起，史官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史官从贵族完全变成了君王的文员，地位的降低使得史官完全依附于君王。而执政群体的改变，也使得他们不能容忍史官完全记录史实。而新的时代导致了史官的记史，有了属于新时代的特征。
最大的改变在于，史料的小说民间化，因为史官的素质和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导致了史官对于史料判断的缺失。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史书里，可以看见很多文学化的描写，在现代的考古大发现中，有很多是荒谬而且前后矛盾的。出现这种情况的终极原因就在于，这些史官选取史料的时候，完全选取的是民间的传说故事。所以史书的可信度进一步下降。其次，史官彻底成为了掩盖罪恶，和列国互相攻击的枪手。在春秋这个时代里，虽然也有用曲笔来掩盖君主的罪恶的情况，但是还是委婉的把事情写了出来。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史官完全成了君主和权势之家的书记员。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莫名其妙的记载。（比如，某某年，楚王为盗贼所杀？）而在写《史记》的时候，司马迁选择性的，吸收了这些坏的记史传统。并且继承和发扬广大了。形成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新写史特写。主要归结在这几个部分。
司马迁开创了一个史书开头的新模式。以神话模式开头。从《史记》的开头来看，他写的就是三皇五帝。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祖先，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但是，这个模式被运用在其他的地方，就不能理解了。比如，他在描写商始祖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商的先祖名叫契，他的母亲名叫简狄，有一次她捡到一枚鸟蛋（玄鸟，其实玄鸟是商族的图腾），吞了下去，就怀孕，生下了他。“这是远古的时候，没有史料记载，司马迁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史记的补注者，褚少孙先生给出了答复，原来他是从商族对于始祖歌颂的赞歌中得到了启示，便把这个神话加入了《史记》当中。更加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司马迁对于帝王神话自己所编撰的神话，也一概加以收入。（对于刘邦是，龙和人生的这个事情也描写的惟妙惟肖。）对于司马迁开创的这个神话主义的史学，叙事模式。后代的史官完全继承了，以至于后来的史书在追叙皇帝的祖先的时候，往往都追叙到黄帝这来。可以说司马迁创造的这个叙事模式，给后面一代代的封建帝王的君权神授的闹剧，提供了一件绝美的皇帝的新衣。
民间故事，如果不把他看作史料来阅读，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把民间故事当作史料来写进史书。这就亵渎了正史这两个字了，而且当人们读到别的史料，从而看破你这个版本的记载，那么对于你自己的名声也是不利的。但是，在《史记》中却到处都是民间传说的影子。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烽火戏诸侯了。但是从现在看来，这个故事有很多疑点。第一从褒姒的身世来看，司马迁采用的资料是来自神话传说，这就根本不可考。第二褒姒，这个姒从意思上来解释就是年长的妇女。结合起来解释就是褒国一个年长的妇女。这从情理上看解释不通。第二烽火台把诸侯召集来了，这有什么笑点吗？这有什么可笑的？这从逻辑上说不通。第三从最新出土的一批竹简”清华简“来看，并没有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综上所述，或许有褒姒这个人（或许不叫褒姒，有这个美女），但是根本没有烽火戏诸侯这个事情。西周的灭亡不过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利争夺罢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在他写的《史记》里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民间传说，而他又从不加以思考考证，全部加以收入。这实在是叫人不得不扼腕叹息。
《史记》从逻辑这一方面来看，有许多篇目也是很有问题的。除了时间错误，人物事迹错误等错误以外，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逻辑错误。《史记》在逻辑错误这方面创下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不仅仅是如此，司马迁还和一个忘词的歌手一样，把话筒伸向了台下的观众。他的这一特点体现在两个历史相关人物的传里，所采取的历史材料竟然表现了两个观点。比如在《秦始皇本纪》中写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而在《吕不韦列传》里却写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样的态度好像并不是一个治史之人的严谨态度。且不说在《吕不韦列传》里写吕不韦的姬妾有孕，献给子楚以后12个月才生出了秦始皇（世界奇迹）。就说，司马迁在这里采取的一个圆滑的态度。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表明他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在《史记》里选取的材料，发表的评论，大都散发着他强烈的个人情感，但是这里却又假装中立。）但是，在他这么做以后，实际上却使得人对他感到失望。作为一个史官，如果连一个材料都不能判断，而要首鼠两端的话。这或许是作为史官的一个最大的悲哀了吧。
从《史记》的整体来看，司马迁不仅仅，继承了战国以来修史的一个坏的习惯的影响，并且自己还不断产生新的坏习惯。但是良好的史性（史官的性格）还是多少留存了下来。一直到了赵炅，完全大规模的捏造历史（修改国史，有些事情根本完全没有发生过，只要对他有利，就可以加进去），从他以后，不仅仅史官被消灭了（这还记什么历史），而且历史也被消灭了，翻开史书基本都是帝王将相的自夸了。这就不仅仅是史官传统的丧失了，而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