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的历史长河中，地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毛于久先生的见解为我们揭示了年号地名的独特魅力，这些名称不仅是政权更迭的见证，更是历史变迁的密码。让我们一同探索这段特殊命名法的演变历程。
年号地名并非自古就有，东汉的建安（非官方普遍命名法）开启了这一先例，主要用于彰显统治者的治权和威望。吴国及两晋南朝时期，吉祥命名成为主流，而年号的使用并不普遍。
北魏时期，寺庙如正始、景明、熙平寺，以其所处的年号命名，暗示着政权与宗教的紧密联系，或许对行政区划产生了影响。唐朝武德县（公元618年）的设立，标志着年号地名的进一步发展，它反映了早期政权稳固与地方管理的双重考量。
年号地名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北周时期，贵族们为了笼络人心，开始增设州县，如李渊效仿梁武帝，通过晋升官职和设立新地名，如河内的西济、北义、陟州，这一举动直接反映了权力扩张和地方管理的加强。
黄君汉的例子尤为引人注目，从怀州刺史晋升为总管，管辖范围扩大，官衔提升，反映出年号县份的增设反映了朝廷对地方控制的深化。武德县，这个名称的变迁，从隋朝的改名到北宋政区合并时的降格，见证了年号地名在历史中的起伏和重要性。
唐朝通过年号命名，如李世民、高宗和玄宗时期的地名调整，不仅强化了对地方的治理，还体现了对国家统一和文化传承的重视。然而，重名问题也困扰着朝廷，如象州武德县的撤销，反映了管理策略的适时调整。
附录一中，东冶候官从边陲小吏升格为地方官员，其地位提升与县制并列，体现了历史行政区划的演变。附录二提到的附郭县，作为与上级政府同城的特殊县份，其艰难的管理职责，揭示了古代地方行政体系的复杂性。
年号地名，如同历史的指纹，深深烙印在地理版图上，讲述着权力更迭、文化交融和地方治理的生动故事。每一声县名的更改，都是一段历史的回声，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印记。